2025上海书展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期湃书单，有书展上的新书，也有一些旧书，供大家逛展购书作参考。
《昂贵的和平：中日马关议和研究》（修订版）
吉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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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青年学者的“成名作”。作为一部硕士论文，十年前初版即引起瞩目，扎实的史料功底与流畅的叙事广受好评。此次修订再版，又增补了近年来的新见史料，而其核心观点与框架——对这场决定国运的谈判的精密剖析——则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来自学界的评论已经很多，能修订再版本身已证明了它的价值。只是在当下重读这个题材另有一番心境，尤其是作者关于“仇己”的思考：
李鸿章走进春帆楼之时，结局已注定是昂贵的和平。
这样昂贵的和平，本有抑制战后的中国再起复仇之意。可以说，日本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对日本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而另一种“复仇”是不可阻挡的。甲午战后，有位“蛰叟”对这段史事写下了若干问答体的感言，其中一则言及“复仇”：
或问复仇。先生曰：“圣者仇己，愚者仇人。”
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智慧。正如《论语》所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民族间的仇恨不应助长。
“仇己”则理应深化。
历史上的仇恨可以消解。
“仇己”则难以止息。（P441-442）
《薄伽梵歌》
【印度】毗耶娑/著 张保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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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电影《奥本海默》上映时，原子弹与《薄伽梵歌》的隐秘关联引观众津津乐道。当奥本海默于1945年核爆实验之后即引用《薄伽梵歌》一句：“若论大我光辉，唯有千日同升，齐照耀于太空，方可与之类同。”在1965年的一次电视广播中，他又一次化用其中诗句：“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现在我成为死亡本身，那无尽世界的摧毁者。）
这两句，都出自《薄伽梵歌》第十一章“呈现遍宇形貌瑜伽”，其中后者尚余后半句，完整的当是：“我是成熟的毁世之时，我的责任就是毁灭众人；那敌方的勇士，即使没有您，也都会荡然无存。”彼时的情境是，俱卢之野大战爆发在即，般度族大将阿周那不忍手足相残，他的御者循循善诱之后显出大神毗湿奴真形——即“呈现遍宇形貌”——告诉他宇宙的最终归宿。
《薄伽梵歌》中译本译者张保胜在“译者序”里介绍道：
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这是任何哲学都必须回答的根本课题，《薄伽梵歌》的回答是一种叫做“我”的精神。关于“我”的写相，它用遮诠方式概述为无始无终、隐而不明、不生不灭、遍满太空、亦是亦非、平静常恒。这说明“我”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不可思议的，似乎是“无”，它却认为是“实有”、是真正的“实在”，是宇宙的终极、至上的尊神、万有的灵魂、世界的原因和载承。
《薄伽梵歌》收录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也单独成书。季羡林在组织翻译全本《摩诃婆罗多》之前，曾决心起码要把《薄伽梵歌》先翻译出来。
目前这本张保胜翻译的《薄伽梵歌》，附有季羡林的“汉译本序”与张保胜的“译者序”。两位大家都很谦虚而自信，季羡林写道：“对于印度哲学，我没有深入的研究，因此了解得不多。但是对于《薄伽梵歌》的重要意义，却是了解的。”张保胜则写道：“对于《薄伽梵歌》在印度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只介绍一下国外学者的意见。”
季羡林认为：“《薄伽梵歌》标志着由多神论向一神论发展，由祭祀向皈依（bhakti）发展。这一点同印度整个宗教思想发展潮流是相一致的。这种潮流也表现在佛教上。从小乘的修习，到大乘皈依的发展，就是这种潮流的表现。释迦牟尼最初并没有被神化。以后逐渐把释迦牟尼神化，神化成唯一的上帝，只须向他皈依即可得到解脱。到了此时，小乘就变成了大乘。天国的入门券越卖越便宜了。”
张保胜在“译者序”中写道：“或许有人要问这样一部古老的《神歌》有什么值得译出的特殊价值呢？它对我们今天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明白。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的：《薄伽梵歌》的确十分古老，它所使用的文字也已成了历史的遗迹，但是它并没有寿终正寝，文字虽已死去，内容却仍然活着。……我还记得一则故事，一则真实的故事，九世纪一位名叫阿般提·婆尔曼的克什米尔国王在临终前把《薄伽梵歌》从头至尾吟咏了一遍，便安详地长眠了。也许他的灵魂（‘自我’）与宇宙灵魂（‘大我’）融合并归入了不可名状的幸福天国。……叔本华是最早受到印度哲学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他在读到《奥义书》的拉丁译本时激动地说：‘在这部书的字里行间，真是到处都充满了一种明确的、彻底的和谐精神，每一页都向我们展示了深刻的、根本性的、崇高的思想，浮现出位于全体之上的神圣的真面目。这里吹拂着印度的气息，呈现出根本的、顺从自然的生命。那种在精神上早就注入了犹太人的迷信以及还在重视这种迷信的一切哲学，在这里都被消除于净，这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有益和最能提高人的品性的读物。它是我生的安慰，也将成为我死的慰藉。’”
《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
郑嘉励/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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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之后，考古学家郑嘉励将“手铲”挥向父母、亲属、故乡，写下他多年来“念兹在兹的村庄的发展史、乡亲的心灵史”。书中对老屋、宅基地、稻田、盐田等物质遗存的细致描摹，对村庄生活、生业等历史细节的精准复原，既保留了民间记忆的鲜活质感，又赋予个体命运以历史纵深感。作为考古学家，郑嘉励先生笔下的厚重、冷静当属应有之义，但更能引人共鸣的是字里行间的坦诚与勇敢。作者毫不避讳“家丑”，家族的宅基地纠葛、父亲的“懦弱”、母亲的“强势”、自我内心的纠结，都一一展示、分析、总结。《朝东屋》是他“接近故乡、超越父母的方法”，“通过书写，把生活当成命运，毫无抱怨，一点点吃下去，然后，把情感和思想变成干净利落的语言刀锋，一片片飞出来”。花一下午细细品味这本13万字的“心灵史”，跟随郑嘉励先生重走“来时路”，探索找寻自我，看他终于与自己和解，我也跟着长舒一口气，心里涌起一阵暖流与快慰。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
李开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5年8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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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历史爱好者都读过李开元先生的书，《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以及作为新书《刺秦》姊妹篇的《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这几部书成功地赢得了相当多的读者。这部以“荆轲刺秦王”这一著名历史故事为核心、重新讲述秦王朝的新书，我想也一定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谈这本书，我想先从李开元先生的新书“后记”说起。“后记”讲如何读古书，讲到泛读、精读和深读之区别，李开元先生读《史记》是“深读”，对每个人物、地点以及人物所讲的话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荆轲刺秦”来说，“侦探”李开元先生就提了诸多问题——荆轲是谁？为什么是荆轲刺秦王？荆轲如何刺秦王？秦王如何反制？荆轲何以失败？荆轲是最佳的刺客人选吗？不是他，那是谁？发现并探索这一系列问题，仍还不够。李开元先生又提出：《史记》中荆轲刺秦的文本是如何形成的？他指出这是一个口述故事文本。不仅仅是从文辞的分析上，他在史记故事中发现了“夏无且”这个人物。他是秦王的御医，荆轲刺秦故事发生时，他在现场，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但相较于其他角色而言，他似乎又并不重要，可是在这个故事中，他的名字出现了两次，于是侦探李在《史记》另一处找到了“夏无且”的记载，并由此说明，正是夏无且作为当事者将此故事说与他人，而又由他人讲述给太史公听，于是形成了这个口述文本。至此，这是侦探发现荆轲刺秦之历史的部分。其后，李开元先生展开了历史假设——如果荆轲刺死了秦王，那会发生什么？
这个看似一个开放式的提问，但侦探先生的回答并不是无端地展开历史想象。他由荆轲刺秦行动的谋划者——燕太子丹的刺杀大计中，从太子丹的历史假设来展开。太子丹说如果秦王死了，那么内有外戚争斗、外有将军掌兵，于是秦国大乱。侦探李即展开工作——谁在内争斗、谁在外掌兵？秦国内乱之下，谁能胜出为新王，谁又成为阶下囚？……由这一系列问题，侦探李讲述了一个历史上未发生版本的秦国故事。
从发现隐秘的历史到展开历史的假设，读者如何得以重新认识秦王朝？我想这是因为侦探先生的历史假设是有前提的，它不是真实的过去，但由其揭示的秦王朝中存在的权力斗争、人事变化以及秦王的性格面貌，确是有历史根据的。于是，我们得以重新认识秦王朝。
《村上春树·猫》
【日】铃村和成/著 李天宇/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新华先锋，2024年7月版
推荐人：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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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猫的阅读记忆，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两个：一个是爱伦·坡的经典《黑猫》，其恐怖程度，在个人至今的有限阅读中都是排第一的，可以说留下了“童年阴影”；还有一个就是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巧了不是，本书的作者也同时提到了这两部小说。
《村上春树·猫》，如书名所示，是一本有关猫和村上春树的随笔文章结集。作者铃村和成是位文艺评论家，写过几部有关村上春树及其作品的专著，对于村上可谓十分了解。这次，他通过猫这个角度，重新去解读村上的作品。“在村上小说中，‘我’是猫的同类，是猫的分身；猫也是‘我’的同类，是‘我’的分身。‘我’和猫，分不清主从。”在作者看来，“村上小说的世界，是一个猫化的世界。”村上不仅自己爱猫，在他的作品中，也是随处可见猫的身影。
与此同时，铃村和成本人也是一位爱猫人士，家中养了三只猫，猫妈阿扬和她的两个女儿——索玛和小灰。在写村上春树之余，他也描写了自己和妻子以及猫一家三口的日常，尤其是一些男性视角的讲述，特别有趣。“小灰呢，却好像真的把自己当大小姐，恣意任性，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性，仗着自己小，总是惹姐姐索玛生气。而且不管周围人（猫？）怎么不开心，它自己却毫不在乎——妻说这点和我一样。”“小灰就是这样，只知道索取，却从不付出——妻说这点也像我。”“阿扬很招妻的疼爱，索玛也被全家人视为掌上明珠，但没有人喜欢小灰——据说这点也像我。”“不过小灰有银色的皮毛，绿色的瞳孔，如贵妇一般华美，这可一点都不像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作者写他自己的猫。
《机器如何学会写作：给人工智能的文学理论》
【美】丹尼斯·伊·特南/著 耿弘明/译，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6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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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如何学会写作》原书出版于2024年，隶属于诺顿出版社的“Norton Shorts”系列，该系列要求学者将复杂理念浓缩为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作者丹尼斯·伊·特南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副教授，曾任微软的软件工程师。他认为机器与文学的交织由来已久，他在这本书里采用轶事串联与轻哲学评论的方式，重构了现代聊天机器人背后的历史脉络。1377年，阿拉伯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描述了“zairajah”——一种结合占星术的“文字魔法”，这是“十四世纪的AI表演”；十三世纪，马略卡岛修士拉蒙·卢尔发明旋转纸盘图表，影响了培根与莱布尼茨在二进制和密码系统方面的探索；1895年，法国作家乔治·波尔蒂出版《三十六种戏剧情境》，为缺乏灵感的作家提供情节模板；二十世纪初，俄国数学家安德烈·马尔可夫研究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语言模式，开创了马尔可夫链模型。这些“可爱的怪人”串连起了一部技术与文学交汇的历史。为了回答“我们如何能更加全面深入地看待机器人与文学”的问题，特南在书末提出九个理念：人工智能是一种集体劳动；智能是分布式的；人工智能承载着一种隐喻；隐喻掩盖了责任；隐喻不伤人；机器不能自己成为道德主体；自动化已经来到了“知识工作”领域；技术编码政治；通用智能导向通俗智能。特南认为，这些理念能够阐明：人工智能既不会成为人类的灭绝者，也不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
段志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这是上海书展之际，我所读的另一本新鲜出炉的小书，也很好看。
看到书讯时，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是因为副标题——“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我的疑惑是，晚清内忧外患，政局之上得有多少要务、急务值得君臣之间去讨论、争议。谁能入祀孔庙？这件事与变局之下的要务、急务相比，到底有多重要？带着疑问，我翻开了这本不算厚的小书。
上篇“旧庙”篇幅并不算长，且作者在这部分论述一开始就令我的疑惑好像有了部分的解答。作者在书中引用了雍正、乾隆二帝的相关论述。孔庙重要吗？重要的。于皇帝而言，雍正不讳言地说皇帝是儒家秩序最大的受益者。但另一方面，皇帝又认识到孔庙是一种行业庙，是读书人所信奉的，在这一意义上，孔庙于帝王而言，也没那么重要。所以，作者在这里直说：“皇权的关切主要体现在孔庙的存在上，而不在孔庙里都有谁。”但是，谁能入祀孔庙，谁能位列正统，谁能与圣人为伴，这是需要朝廷进行公开讨论，需要皇帝批准的。由此，作者说，“从祀意味着权力对先儒的降服”。
那由此讲下去，我就更想读下篇所述的“新神”——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大家入祀孔庙，位列正统，那么什么是“正统”？或者说，他们是如何成为“正统”的？在晚清不同时期，由不同背景的人物屡次提请，又在朝堂上经过了诸番讨论……这一系列请祀行为的背后，其动力是什么？朝堂上辩论，那么，辩论者的态度何来？这些复杂的人情世态，我想才是“旧庙新神”真正要讨论的内容。
另外，文中提到光绪十年陈宝琛请祀黄宗羲、顾炎武，礼部、内阁反对从祀，说“令人惊讶的是，礼部堂司各官对于顾、黄二人竟然十分陌生，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甚至不知道黄宗羲为何许人也”。这有点难理解，但似乎也可理解。又想到上篇作者说，从祀是思想史上的一种“暴力”行为，不禁设想，若是三位先儒有灵，不知如何看待这一场“旧庙新神”的大讨论。
《旧制度时期的书报审查制度与文化》
【法】乔治·米努瓦/著 于艳茹/译 陶逸/审校，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8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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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系统研究16-18世纪法国王权专制时期书报审查制度文化史的专著，书中的主体部分描述了法国书报审查制度的起源及其与王权、教权、学术部门等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据作者梳理，法国书报审查制度的历史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价值观统一、异端思想稀少的中世纪，权威思想只受到极少的严重攻击，法国社会处于一种自我审查的状态，并无设立专门审查机构的必要；15世纪后半叶，知识热潮、受教育群体扩大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动了法国审查制度的兴起；此后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众多审查机构复杂博弈了三个世纪后，法国的书报审查作为一种制度走向终结。
书报审查制度并不罕见，法国案例的有趣之处在于审查权力的多头并存与竞争：索邦神学院、高等法院、国王御前会议、教士会议，这些机构显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常常互相掣肘。这种制度上的分化，反而为法国社会的思想多元化创造了“猥琐发育”的空间。
这当然不是为法国书报审查制度辩护。作者认为审查制度具有矛盾的历史作用，表面上压制自由，实际上通过激化对立和分化权力，反而促进了法国思想界对自由的渴望，使旧制度时期成为从中世纪宗教一元论向现代多元主义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也说明在当时法国的语境下，书报审查制度并不能阻止思想的变革。
书中描述的历史细节也经常令人忍俊不禁。比如，由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壮大，到了大革命前夕，图书警察即便疲于奔命也无法稽查所有的禁书。于是，可疑的书籍在“果酱、纺织品、无花果货物箱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于利用亲王和大人物的四轮豪华马车，有些他们不知情，有些经过他们的同意”。此外，由于一本被审查的书往往能立刻卖到比它定价高出三到十倍的价格，“禁书带来的利润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为了对抗禁令而准备什么都干……”
本书描述的那个印刷术带来的书业繁盛时代已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方位成瘾型的内容供给模式，出版和媒体仿佛成了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不过作者在末尾的提醒并不过时，书报审查制度并不总是只来自既存的权威，还可能来自大众文化的报复——“它的选择很简单，因为它代表了最大购买力”。译文瑕不掩瑜，建议有能力的读者可对照原文。
《陪伴也是一种疗愈：从家庭到现实世界的幼儿观察》
【意】西莫内塔·M.G.阿达莫、【英】玛格丽特·拉斯廷/著 方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2月版
推荐人：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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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观察是儿童心理治疗学科中精神分析倾向的一种方法和理论，从婴儿观察发展而来，在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到了和后者同等的重视。本书基于精神分析重镇塔维斯托克诊所开设的幼儿研讨班的观察材料编写而成，是一本带有教学色彩的学术书。但是，“幼儿”这个生命时期是如此特殊而重要，由拥有心理分析背景的专业人士进行的“观察”便显得尤为珍贵，哪怕存在一定专业门槛，也想要勉力一读。
丛书编辑玛戈·沃德尔在序言中这样描述2-6岁这个年龄段的幼儿的生活：他们脱离婴儿身份，挣扎着进入或者也可能是跳着舞步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要面对兄弟姐妹关系、幼儿园环境、早期学校生活的世界，一个要开始建立友谊、充满爱或忧虑的世界，开始与各种各样的爱和丧失打交道。书中记录了18个幼儿的故事，涵盖了英国、意大利、法国、奥地利、美国以及来到欧洲的第三世界移民家庭的案例，还包括对自闭症、患有严重慢性疾病、在原生家庭和寄养家庭之间流动等有特殊问题的幼儿的观察。
这些观察记录充满了细节和洞见，其中一些尤其令人惊叹和心碎。例如在安东尼奥和紫色的大气球的故事里，这个气球是妈妈为他吹的，为了让气球发出声响妈妈还在里面装上了小米，然而气球爆炸了，连无所不能的建筑师爸爸也没法修好气球，安东尼奥崩溃了，因为他认识到，一切都不可能永远存在；再比如三岁的海伦娜在幼儿园的一节阅读课上读到了“雾”（mist）这个词，她告诉老师，“雾”就是每天早上妈妈去上班时她感觉到的东西……
对于幼儿令父母手足无措的反复无常，书中给出了一种非常熨帖的解释：“每一个四岁的幼儿同时也是一个三岁的幼儿、两岁的幼儿、一岁的幼儿、一个正在经历断奶的婴儿，或者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甚至是一个还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儿童的情感年龄会不断来回变化。”年幼的孩子经常在“无所不能”和强烈的依赖心理之间来回变化，这种情感工作很可能令他们筋疲力尽，但他们必须在不稳定中发展出一种力量感和自主感，努力找到一个“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的刚刚好的位置。明白了这一点，或许不仅可以对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多一点包容，也可以对曾经是幼儿的自己多一些理解和温柔。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日】圆仁/著 白化文、李鼎霞、许德楠/校注 周一良/审阅，中华书局，2019年10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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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史上，日本和尚圆仁所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第三代座主，于838-847年渡海入唐求法，巡游十年，用中文写成日记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东朝五台，西驻长安，游历名山大都，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书中包含我国中唐时代政治、经籍、社会生活、宗教、地理、风俗制度以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极为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资料。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圆仁在长安时，恰好经历了会昌法难，即唐武宗灭佛。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其间的遭遇。汤用彤先生的《隋唐佛教史稿》第一章第六节即以圆仁的记载为主，描述了这一过程。
唐武宗在登基前就好道教，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也信道教，不喜欢佛教，所以会昌灭佛运动的酷烈程度远超其他几次。最初是在宫内贬抑佛教，抬高道教的地位：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长生殿）内道场，自古以来，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今上便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练道术。（会昌四年）
当年七月十五日，武宗下令将佛教供养的花药搬到兴唐观，祭祀道教神祇元始天尊，他亲自驾幸，并召集长安百姓观看。可是信佛教的百姓并不领情，骂道：“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可能是受此刺激，武宗下令正式灭佛：
令毁拆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宛入（色役）。具令分析闻奏。且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校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准敕并除罄尽。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数，天下（尊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
十月为运动再加码：
敕令毁拆天下小寺，经、佛般入大寺，钟送道士观。其被拆寺僧尼，粗行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宛入色役。年老身有戒行者，配大寺。虽有戒行，若是少年者，尽勒还俗，归本贯。城中毁拆卅三处小寺，条流僧尼，一准敕文也。
会昌五年，武宗更是与道士唱双簧，在宫中修筑仙台，令道士七人在台上飞练求仙，自然无法成功，当时得宠的道士赵归真解释说：“缘国中尺教与道教并行，（黑气越著），碍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武宗于是下旨，全国范围内，僧尼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五十岁以上、手续不全者（即无祠部牒者），也要全部还俗。即使度牒稍有脏污的，也要没收。短短四个月时间内，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在整个过程中，汤用彤先生说，“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亦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圆仁在此风雨飘摇中，当然极为恐惧，经过上百次申请后，终于被允许归国。离开之时，很多与他交往的人纷纷来送别，其中有一位李姓官员非常难过地说：
弟子多生有幸，得遇和上远来求佛法，数年供养，心犹未足，一生不欲离和尚边。和上今遇王难，却归本国去。弟子计今生应难得再见。当来必在诸佛浄土，还如今日，与和上作弟子。和上成佛时，请莫忘弟子。
圆仁于会昌五年离开长安，经过两年多的周折，从山东登州渡海归国。据他在日记最后中记载：
三四年已来，天下州县准敕条流僧尼，还俗已尽；又天下毁拆佛堂兰若寺舍已尽；又天下焚烧经像僧服罄尽；又天下剥佛身上金已毕；天下打碎铜铁佛，称斤两，收捡讫；天下州县收纳寺家钱物、庄园，收家人奴婢，已讫。唯黄河已北镇、幽、魏、路等四节度元来敬重佛法，不拆〔寺〕舍，不条流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频有敕使勘罚。云：“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作此事也。”
其中“天下打碎铜铁佛”一句，不由想到前几年郑岩先生所著的《铁袈裟》一书，所谓的“铁袈裟”既非袈裟化铁，也非铁铸袈裟。所谓的水田纹是铸造技术的局限，而非造型的需要。……略去这些批缝，其庐山真面目便暴露了出来——这是一尊形体巨大的金刚力士造像腰部至双膝的部分，其左腿直立，右腿侧伸，腰束带，着战裙。腰部以上和膝下已残。（《铁袈裟》，29页）据郑岩先生推测，这尊金刚力士造像，就是毁于会昌法难。而青州龙兴寺窖藏的佛像残片，也与此有关：
造像残块有数千件之多。形态完美的身体、精细的雕刻工艺、鲜艳华美的敷彩贴金，与无情的断裂、生硬的破碎、令人手足无措的混乱，形成强烈的冲突，触目惊心……造像百分之九十是北朝晚期的遗物……许多北朝造像在早期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此后进行了修补，而后再次受到破坏……这些造像可能经历过北周武帝和唐武宗灭佛运动的冲击……在龙兴寺，灭佛的狂飙过去之后，人们将造像断裂处两端凿上孔洞，灌入铅锡合金或插入铁件以连接固定。但是，由于许多造像受到多次破坏，最终难以收拾。在（北宋）崇宁之后，这些历尽劫波的造像残块被有序地收集、埋藏起来。（《铁袈裟》，151-153页）
武宗灭佛最酷烈，不过他在第二年即因长期服食丹药而亡，继位的宣宗上台后立刻回复佛寺，并诛杀道士赵归真。
《上古中国的神：先秦时期的彼岸世界》
晁福林/著，新星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本书分别以“天与帝”“鬼与神”“巫与诅”“占与筮”“王权与神权”为主题，对先秦时期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世界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看法。
在“天与帝”这一章，作者详细考察了《山海经》中的“天”“帝”观念，两者的关系始终不是很清晰，作者认为：
总之，上古时代“帝”观念的变化，约略说来，最初是只将天神奉为单称的“帝”，意即作为天神的帝，待到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亦即五帝时代），部落联盟首领去世后成为天神，被尊为“帝”，开始有了黄帝、炎帝、帝喾等复名的帝。殷商甲骨卜辞表明，那个时代延续了单称帝的传统，只是将帝视为天神，但那个时代的传说里很可能有了复名的帝，所以到了周代就顺理成章再将这些帝名载入文献。《山海经》的时代黄帝只是《大荒南经》所说的“群帝”之一，还远未被定于一尊。经过漫长时间的整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了传承有绪的五帝系统，黄帝的名称才赫然显然而位于诸帝之上，从而彪炳千古。（68页）
不过，更让我注意的是作者在“余论”一节中对商代的帝是否至上神的讨论。他的意见与很多学者不同，不认为帝是至上神：首先，对于风、雨、雷、雹等气象的影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行为，殷人可以通过贞问知道某个时间里面“帝”是否命令风、雨、雷等来到，但帝并不会应人的祈求而对于这些气象施加影响。其次，从卜辞所记载的帝对于人世间社会生活的干预，如降灾、降祸之类，并非天人感应的结果。它的降灾不是对于下世君主的惩戒，其保佑也非对于下世君王的奖励。最后，殷墟卜辞里面，对于帝的贞问占卜，只是提出问题让帝回答，但却从来不贡献祭品，与奉献大量祭品给祖先神及自然神的情况大异其趣。这种情况很难说是殷人对于帝特别重视的表现。如果说帝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人格神灵，那么殷人所献予的祭品当非如此菲薄而竟至于无。（102-104页）
殷人心中的帝并不回应人们的祈求，也没有显示出奖励和惩戒下界的倾向，简而言之就是缺乏互动，但这并不一定说明其地位不够至尊。有时候，反复无常、不可捉摸恰恰是至上神的特点，就像奥托在《论神圣》中分析的基督教的上帝一样。
在“鬼与神”一章中，作者区分了鬼、魂、魄等概念，如同天、帝一样，这些概念在先秦时期也是比较含混的，作者认为：（鬼、魂）在起初阶段，在上古人类的思考中却是有理致的、自然而然的观念。魂之观念，远后于鬼。在人的想象空间里，魂比之于鬼，更加虚无缥缈。（110页）他特别讨论了周代丧礼中的“招魂”——即“复”——仪式，他认为“复”事之目的，是唤鬼而非招魂。因为在春秋时期，魄、魂的说法，只是对于鬼观念的一个深化认识，多用来说明鬼何以存在，何以变为厉鬼的问题。在时人观念中，魄和魂都没有走出人体而飘逸飞扬，此即子产所谓“魂魄冯（凭）依于人”的意思。所谓魂魄，是人生活的支柱，类乎后世所言的气魄、精神。（127页）
不过，既然魂魄观念是为了进一步解释鬼的，何以鬼可以四处游荡而魂魄不能走出人体呢？人死为鬼，鬼的本质是什么呢？与魂魄是否还有关呢？还是有些疑惑。
关于厉鬼问题，作者认为：先祖与厉鬼有了泾渭之分，也表明春秋时人想象中的彼岸世界，已有明显的阶层分化，居高位者为先祖，居末流者为厉鬼。敬祖与驱鬼两者并行不悖。（122-123页）我想，厉鬼可能未必是居末流者，先祖与厉鬼的区别，最主要的标准在于是否作祟，从战国以降人们对厉鬼的认识来看，似乎是一以贯之地以是否作祟为标准，比如战国楚简《日书》中对祖先鬼的防范和限制。
作者在讨论战国时期鬼神观念时，提到了当时大量的精怪，尤其是《日书·诘咎》中的记载，这些精怪都被称为鬼。那时对于精怪与鬼的区别不明确，是个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角度。在《庄子·达生》讲的一个故事中，齐桓公打猎时遇到鬼，受到惊吓，方士为其治病：
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灶有髻。内之烦壤，雷霆处之；东北方之下者，倍阿鲑蠪跃之；西北方之下者，则泆阳处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
桓公问是否有鬼，而方士回答的全是精怪。《礼记·祭法》中说：“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所以，很可能，人死为鬼虽然是当时人认可的定义，但在实际日常生活中，并未将鬼与精怪区分开。这种实际的生活中的含混，可能是我们理解先秦鬼观念的一个重要前提。
《VIP世界：美貌经济的社会学透视》
【美】阿什利·米尔斯/著 时川萌/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2025年3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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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醉金迷的纽约夜场、挥金如土的富豪，以及一场场令人印象深刻的派对，这一切并非毫不费力，反而需要大量的幕后协调工作，因此VIP俱乐部们非常需要为客户与俱乐部带来模特的经纪人……曾担任兼职模特、现为阿姆斯特丹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阿什利·米尔斯以模特的身份进入派对，通过亲身经历，揭露VIP派对的诸多细节。
书中的诸多细节令人印象深刻，经纪人利用免费的晚餐、酒水，以及与名人、富豪共处的机会吸引相貌出众的女性，并以此为自己谋利，在圈子里提升地位。正如阿什利所说，一方面，她喜欢出来工作而不想自掏腰包；另一方面，却隐隐感到这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美貌与金钱之间的资本交换本质上是权力结构的失衡。
在长期的观察下，阿什利发现女性会利用美貌吸引精英男性，也记录了男人如何在美女的陪伴下搭建富有价值的商业联系，并将女性排除于利益方之外。在一场场派对中，看似所有人都获得了自己渴望的东西，却也是围绕着权力打转，必须付出自己所拥有的，乃至更多。经纪人德雷这么说道：如果你长得不够好看，你必须得有点东西。每个人都得为我的卡座带来点什么。每一个能入场的人身上都得有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讽刺的是，在这个行业中，男性相较于女性更能主导美貌的价值，美貌成为了将金钱转化为社会地位的“炼金术”。而一场场让炫耀变得有趣、自然的派对，不只是挥霍金钱，更是对美貌、劳动的消费，更是对其社会地位和权力的确认。
《危机、改革与崩溃：元明清七百年的金融秩序》
于晓华/著，中信出版社，2025年5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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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从经济制度和金融政策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元明清三个朝代各自从建立到鼎盛再到衰退的财政因素。线索非常清楚，并附有很多经济数据，使读者一目了然。元明清三朝的共同经验——入不敷出早晚会导致政权的覆灭，“钱”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有意思的是，其实清朝的情况同元朝和明代有很大区别。在读元明这一段时，总觉得统治者真是为难，一方面宗室贵族人口不断增加，仅供养权贵就足以拖垮中央财政；另一方面，想要增加财政收入，计划向权贵征税，总会受到百般阻挠。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忽必烈时期被视为三大奸臣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的惨死，他们因为动了权贵的利益，下场都非常惨。清朝皇帝的日子原本要好过很多，摊丁入亩的税收政策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每年的财政收入远高于元朝和明朝。看到康乾盛世的财务状况，才能理解乾隆飘飘然的自信还是来自满满的钱袋子。可谁能想到又有人口激增和被卷入全球贸易的因素，清政府后期的支出项目越来越多，很快就入不敷出了。同历史情况对比，其实现代社会财政收入的获取过程还是要容易很多。当然，现代社会的政府要应对的方面也更多，不过核心始终也是如何收钱和如何花钱这两件事情。
《写作，多么古怪的想法！》
【法】弗洛朗斯·努瓦维尔/著 袁筱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6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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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来形容这本书呢？官方内容简介上说的——“本书作者弗洛朗斯·努瓦维尔和她的丈夫马丁是昆德拉夫妇的多年好友，这本书中散落着跟昆德拉夫妇共度的时光、对话的片段，以及昆德拉生命最后几年那些动人的瞬间”——可以当做基本信息来认知，但气质上与这本书是有出入的，对于昆德拉这样一位后半生没有公开演讲、没有采访、努力隐身在作品背后的作家来说，如果仅仅是朋友借势出版的回忆录，多少会让人有点不适，但稍微读一读就会发现，作者是怀着巨大的敬意既谨慎又不无野心地试图用很“昆德拉”的方式来写“昆德拉”。作者说，“（我）把它设计成一次昆德拉作品的文学漫步。去布尔诺、布拉格、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约见认识他的人。循着他的足迹。追忆，与文学一起……”对于“他的灰色地带。不要试图去揭开这一切。出于尊重。……必须像他一样逆流而行。这个可恶的时代，什么都想看见，什么都想知道。”不妨说，作者在写作中所表现出的投入感和界限感如同两个支点共同撑住了这本书。她将自己的昆德拉阅读史、寻访经历、与昆德拉夫妇的交往细节以及昆德拉的重要文学文本灵巧地编织进了对作家人生的讲述之中，构成了丰润又轻捷的文本，既不琐碎也没有窥视感，有着很好的阅读体验。
作者说：“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有多么渺小，我们不应该为此哭泣，而是应该为此会心一笑。”“昆德拉既不相信人类也不相信人类的未来。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不妨碍他笑，因此而笑。”“‘玩笑’始终是贯穿他作品整体的一条红线。从《玩笑》到《庆祝无意义》，昆德拉的作品一直忠实地居于这一标志之下。”就像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所说的：“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揭示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揭示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相对性的自觉迷醉，是来自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欢悦。”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像很多捷克人一样，昆德拉被剥夺了工作，曾经靠用假名在一本发行量巨大的青少年周刊上撰写星相专栏为生。他在《笑忘录》里写道：“这一切中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从历史和文学教材还有电话簿里抹掉的人的存在，一个死去、现在又通过奇怪的显身活转过来的人，在向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国家青年灌输着占星术的伟大真理。”——这很昆德拉，一个在令人“不相信”的世界中开的苦涩又尽兴的“玩笑”。
还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有着排版和内容都令人印象深刻的目录页，几乎可以信手取用来做文创的各节标题队列俨然：“一个个体可以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而依然是自己”，“欢迎来到这个没有幽默只有笑的世界”，“要写得让别人拍不了”，“我的老天，这个昆德拉是多么有趣啊，而生活是多么令人悲伤”，以及——“你们法国人，你们对于米兰·昆德拉的阅读过于顺畅了”！
《续补藏书纪事诗笺证》
王謇/著 王学雷/笺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4年9月版
推荐人：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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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当下，能读到《续补藏书纪事诗》这样一部书，实在是令人有些恍惚，颇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它的“旧”。在这个恨不得一切唯AI马首是瞻的年代，《续补藏书纪事诗》还在以苏州学者王謇（1888-1969）的亲身见闻为叙事主线，以“绝句诗+文献征引+按语”的方式（这是仿效他的苏州老乡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做法），讲述许多今天已不为人所知的学者的藏书故事，譬如李文䄎：“读到人间未见书，千元百宋一廛居。感他冷雪盦中主，拾补潘王江缪遗。”若非这部书中留下记载，今天的读者，又能从何处获知这位曾为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职员的学者，在潘祖荫、江标、缪荃孙、章钰之后，续编黄丕烈题跋的学术贡献呢？“冷雪盦”这个书斋名，已然透露出斋主甘于寂寞的心境，可是斋主的贡献，总不应一直埋于冷雪之中。
除了“旧”的这一面，换个视角来看，这部书实在也“新”得可以。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传统中国“聚书为藏”的藏书家，而是近代中国“藏书为用”的学者，这种转型的背后，是剧烈的社会动荡。书中留下了不少艰辛的藏书故事，读到吴庠的“校抄辛苦成底事，换得袁氏头八千”、刘声木晚年的“欲以书易米，而冷集居多，亦尚少问津者”，不由人不发出叹息。同时，书中也有令人感到温暖、不禁莞尔的故事。身为“新派人物”的潘光旦，留下了全书最让我动容的故事：1947年，天放楼主人金松岑去世消息传开后，时在清华大学任教、曾受教于金氏的潘光旦远赴苏州，一番运作之后，使金氏的藏书全部入藏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不禁让人感到一丝安慰：私家藏书楼的衰落与公共图书馆的兴起固然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势所趋，可是有了潘光旦这样的厚道君子（“真当世之厚道人也”“真当世之君子也”，这是王謇的评价），转型似乎也没有那么残酷。
而另一位年轻人赵万里（生于1871年的王謇是当时的“七〇后”，1899年生的潘光旦是“九五后”，1905年生的赵万里则是“〇〇后”了）的出场，则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了：王謇在诗句中赞他是“虎虎生气赵王孙”，那么，他有多“虎”呢？“行气如虹，头角崭然，睥睨一切”，最后的结果便是，七〇后前辈，“蜷倦座隅，竟席未敢通一语”——被〇〇后给吓到了。
《银景》
【英】约翰·勒卡雷/著 姚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7月版
推荐人：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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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景》是英国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遗著，节奏紧迫，故事鲜活，是“一个天真与经验、公共责任与个人道德撞击的迷人故事”，探讨了“现代秘密情报机构的灵魂”。在本书后记中，约翰·勒卡雷的儿子尼克·康威尔总结道：“它展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情报局，情报局里充满了不同的政治派系，对它应该珍惜的人不总是友善，不总是非常高效或警觉，而且更有甚者，它不再能够确定自己的正当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