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情境下，人类的优势思考模式

文 丨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

与日新月异的机器智能相比，人类在记忆、推理和预测方面的理性认知能力越来越逊色。但是，在某些情境下，人类的思考模式仍然有优势，例如危机管理。

2024年12月，《神经元》刊登了加州理工两位教授的研究（Zheng Jieyu and Markus Meister）：人的感触神经可以每秒接收到108比特的信息量，但是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平均每秒10比特。除了慢，人类思考是单线程的，每次只能想一个问题。人类思考无法比拟万亿级运行速度的机器智能，不仅速度落后，其独具的专家隐性知识优势也在递减。机器智能的迁移学习能力既能“面面俱到”“举一反三”，还能“捡芝麻不丢西瓜”“抓大不放小”；既能字斟句酌，又能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这足以让管理学者陷入认知恐慌。

常态管理确实面临知识危机。论及历史积累的知识量和基于概率分布的分析，机器智能算法超越人类思考指日可待。在语言大模型之后，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的团队开始研究建立机器智能的“世界大模型”（The Large World Model），从空间角度建立机器智能超常能力。总之，在理性、实证、计量、概率、分析和预测相关的常态管理领域，机器智能正在超越人类的理性知识水平。但是，危机情境下，人类的思考优势仍在。

危机管理面临的往往是刁怪的问题（wicked problems）。这类问题涉及多个利益相关者，管理表现难以统一规定；管理效果不仅反馈周期长，而且在处理问题的当下是模糊的，事前不可知，做了才知道；另外，价值观不同，看问题的逻辑不一样；老方法换一个情境，效果立马递减甚至无效。危机管理有句行话：凡是书架上能找到定义的问题，都不是危机。这就给依据历史数据、运用理性实证逻辑、通过概率分布分析预测的机器智能带来挑战。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综合四种认知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人类决策者在理解旧问题的同时，创造值得关注和解决的新问题。这四种认知方法分别是理性实证（rational positivism）、社会批判 （social criticism）、直观现象 （intuitive phenomenology）和设计创造（design making）。这四种方法能用“事实与意愿”“回顾与展望”来分别归类。在危机管理情境中，这四种方法共同组成一套具有优势的思考模式，可以称之为“HIPS”（Holistic Integrative Problem-Solving Framework）模式，即复合问题预判模式，简称复合预判模式（见图1）。

危机管理情境下，思考方法要兼顾历史积累的知识和面向未来的猜想。所有的危机都有较强的社会文化属性，管理危机不仅要尊重物理运动的事实和规律，还要兼顾社会性，尊重危机暗含的社会意愿。综合运用上述四种方法可以发挥每种方法的优势，弥补各自不足。机器智能大模型可以记载四种方法的历史内容，甚至可以把其他三种方法的文献转换为理性实证方法的一部分。例如，设计创造的活动可以数据化，并用“如果……那么……”的逻辑语言编程。但是，算法无法替代当下情境中的个人猜想，同理，算法也无法替代直观现象方法擅长的个人直接感知。机器智能可以近乎完美地记录反思后的价值选择，但不能替代担任社会批判角色的主体人做出现实的价值判断。综合四种方法对危机管理非常必要。

思考和执行危机管理必须兼顾可靠、意愿、反思和猜想，HIPS模式综合了这四个方面，其综合效用是机器智能尚未达到的。为突出每种认知方法的要点，本文选择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通过总结他们的思想来反映核心内容。我们先分别介绍这四种认知方法，然后解释它们的综合效用。

理性实证

没有理性实证的方法，危机管理就很难形成自洽的知识体系。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首位倡导实证科学的思想家。他指出人类知识经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阶段。通过观察，收集证据，再利用逻辑来建立人类知识体系是知识增长的可靠道路。孔德的思想为现代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

另一位对现代科学理性实证方法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笛卡尔（Ren Descartes，1596-1650）。人们熟悉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可能不了解这一名言的革命性。中世纪末期，人类的思考被放到中心权威地位，这是对中世纪神学秩序的革命性挑战。笛卡尔倡导用理性思考的方法拆解每个小问题并进行深入分析，再作系统总结。他的逻辑演绎推导方法是对培根（Francis Bacon）归纳方法的补充。他提出的意识与头脑二分法，强调个体在认知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开创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先河。

以理性实证为核心的科学认知方法仍然是现代知识的主流。逻辑演绎和归纳、循证推导、假设证明、概率验证、统计分析等概念主导了所有现代科学知识领域的活动。管理学也不例外。

理性实证的逻辑和分析语言创造出超越具体情境的统一分类和比较方法，构建了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思想概念，使得不同领域和文化范畴的知识能够相互比较、转化和传承，其通用性和可类比性有利于知识系统积累，也有助于机器智能的发展。得益于大数据（big data）、模拟脑神经网络反馈（reverse neural network feedbacks）、超级计算机设施（infrastructure of computing）、商业需求（needs of business）、算法 （algorithm），机器智能的系统思考能力（BRAIN）进入一个爆炸发展的阶段。

然而，理性实证方法也存在内在缺陷，其解析基于“还原论”，假设对子系统的理解可以汇总为系统总体知识。现在我们知道，系统有无法拆解分析的综合整体属性。另外，理性实证方法有应用边界。对感性的、情绪的、关系模糊的现象，理性分析有认知盲点。当涉及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现象时，理性实证的客观做法很难有效支持具体情境中的主观价值判断。理性实证还有一个历史性回顾的定势。归纳和演绎依靠的实证数据往往为历史观察和积累，忽略人类通过猜测和想象未来而得到的启发与洞见。当其遭遇社会批判的认知方法时，理性实证的破绽和狭隘之处就暴露出来了。

就像一台机床无法制造出比自身精确度更高的模具，理性实证方法的内置限制也反映在机器智能系统中。无论机器智能多么强大，都不能替代批判反思、直观感知和猜测想象等认知活动，其局限性在危机管理情境中尤为突出。这为人类综合四种认知方法、组合优势思考模式带来机会。

社会批判

社会批判的方法帮助我们认清危机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冲突。

批判的认知方法有许多学派和代表人物。我们选择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作为代表，因为他们分别从政治经济与语言文化的角度提醒我们警惕知识异化的陷阱。知识可能被少数人掌控，并被他们用以操控社会权力。社会批判的方法也是揭露危机现象深层因素的有利工具。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并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的社会批判学说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文化和文学批评理论开辟了道路。马克思指出，知识容易被意识形态化，并自成一体，成为一套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解释系统。用“劳动异化”的概念，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病变的根源，以及在未来社会医治它的方法：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福柯强调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他通过对监狱、学校、医院等一般性社会制度现象的研究，阐述围绕这些现象的话语文字是怎样为社会权力提供合法性叙事的。他指出，每个社会阶段都有相应的理念用于解释合法与非法社会行为。与理念相配的是一套系统的语言文本，它们看似是知识载体，其实是解释和维护社会权力结构的工具。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福柯从文化语言现象揭示人类知识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社会批判的方法让我们看到，没有完全中性、中立、客观的知识，只有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知识。社会批判方法与理性实证方法共享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并看到历史事实对具体社会关系中权力和合法性地位的影响，选择使用否定、质疑、反对来揭示制度化、合法化知识的另一面。社会批判方法创造出权力知识和反权力知识之间的张力，推动证明和证伪两个方向的知识增长，没有将历史事实神圣化，而是当作新的政治叙事的文本材料。

用社会批判的方法，人们可以揭示与科学规律同样重要的知识属性，即暗含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知识，不可能绝对中性和中立，都有价值的属性。例如，核物理知识永远无法与核武器的历史剥离，算法与训练数据的偏见和偏好紧密联系。又如，因为大众新闻追捧奇闻轶事，几乎被遗忘的三叠纪地质研究突然获得重视。19世纪，两位古生物学家（E.D. Cope and O.C.Marsh）发掘恐龙化石引起社会舆论关注，进而引发了对三叠纪地质时期的研究。再如，最近社会对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的知识兴趣陡升，部分原因是大量学者用它象征比拟人工智能技术大爆发。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时间矢量指向未来，落点是创造未来世界。未来时态观是各种社会批判方法的一个共同特征。

直观现象

危机情境下，能够表达的往往是片面的，当事人的直观感知包含丰富的内容。直观现象的方法是体验复杂危机遭遇的最佳工具。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是现象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然科学（理性实证）的认知方法有其局限性，知识可以通过对现象的直接感知获得，他强调人的意识活动在获取知识过程中的显著作用。意识活动包括感知、记忆、想象、欲求和思考。这些活动在大脑中形成意识流，其承前启后或起承转合构成断断续续的意识，每一段意识流代表对现象事件的感知。大脑的意识活动总有或强或弱的方向性，总是有所指，有所指向的意识活动就是人的意愿（intentionality）。我们总结的所谓客观知识首先来自主观意识的直接体验活动。这个过程中，人的意愿引导、左右了直观体验活动的方向。胡塞尔强调，个人对自己所生活世界的直接体验才是知识的可靠来源。他试图超越传统的主客二分法，他认为，世界存在于互动过程中（intersubjectivity），过度理性客观分析只会切断人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深切体会。

现象学后继有诸多名人，如海德格尔和萨特。不过，从感知方法的传承角度，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延续并丰富了胡塞尔的直观感知理论。梅洛-庞蒂指出，感知不仅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还是与世界建立关系的媒介。人通过身体获得对世界的全部体验，我们的知识来自于身体的感知。人的体验随情境不同而有差异，知识也因此有情境特征。他特别强调感知、艺术表达和美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艺术家通过自己全身心的直观感知理解和表达世界，他们所呈现的美学知识超越形式语言和逻辑的限制。因此，用逻辑分析的科学方法解释美学知识是没有意义的。

设计创造

危机管理最高阶段是解放，是超越历史和当下的约束，创造让人向往的未来新秩序。设计创造的方法解放人们的想象力，将当事人摆渡到令人向往的彼岸。

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是一位多面手学术大家。他的“有限理性”概念是现代决策学的一块基石，他对“人工科学”（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的贡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西蒙认为，社会科学是一种设计科学，其问题和解决方案受到许多人为因素影响，很少有不受具体社会环境影响的固定规律。社会系统是人为和人造的，意愿左右人们对值得解决的问题的定义。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和可行方案常常要经历尝试、试验和磨合的过程。先设身处地理解发生问题的复杂社会环境，再以人为中心，定义有意义的问题并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人们通过制造“设计作品”（artifacts）来搭建问题和方案之间的桥梁。设计作品可以视为一种介质载体，呈现人们向往的与现实的关系。设计创造是一个身临其境的理解过程，一个尝试恰当定义问题和匹配方案的过程，一个制造体现匹配关系的设计作品的过程。西蒙的理论为后来倡导“设计思维”驱动的创意活动打下了基础。

讨论设计创造的认知方法不能忽略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的贡献。皮尔斯与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一道开创的实效主义（pragmatism），强调根据对事物的作用功效来判断知识的意义和真伪。知识有效即值得深究。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倡导“溯因逻辑”（abduction logic），建议对新生事物先提出言之可信的解释，再使用演绎和归纳逻辑方法去伪存真，达到言之凿凿的效果。换言之，进行创造性思考时，人们可以大胆假设、猜测和想象各种可能性，无需过分顾忌是否有证据支持。即便是附会的、似乎可信、值得猜想的解释都是人们尝试理解世界的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思考才进入属于演绎和归纳逻辑验证范围。皮尔斯的实效主义和溯因逻辑把人们从历史回顾性质的规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人们以展望未来的开放态度大胆猜测，勇于想象。这种态度可以极大地促进知识创新活动，为新认知发现拓展广阔的空间。

总之，危机管理情境下，上述四种方法各自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效用。单方面运用任何一种方法都很难实现危机管理的目标，下文进一步阐述四种方法的综合互补效用。

HIPS思考模式及其运用

城市住房危机是一个全球性的大问题，欧洲尤其严重。2017年，荷兰推出一项共享计划，鼓励有房老年人以较低租金吸引大学生入住，条件是年轻人要提供一些看护帮佣服务。这是一例超越常规理性思维的社会试验。城市管理者用设计创造的方法重新定义危机，并深入挖掘个体之间互助的意愿，然后找到匹配意愿和行动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常规的市场经济解决方案不断落入恶性循环：高房价和住房短缺。用社会批判的方法，我们能揭示危机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市场投机造成价格飞涨，以及逐利的投资人寻租行为。这暴露了房地产市场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引发社会关注。要缓和或解决问题则需要借助理性实证与直观现象的思考方法。这是一个体现HIPS思考模式综合效果的例证。

另一例证是全球气候危机。2021年，奥巴马政府时期能源部的一位学者官员库林（Steven E. Koonin）出版了一本批判气候学者的书。书中，库林对气候学者使用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包括全球气候大会所选择的气候恶化临界点气温。学者们告诉他，选择1.5度还是2.0度为全球气候暖化的警示温度指标，取决于与社会普罗大众沟通的便捷，而非严格的科学计算。库林的视角是社会批判，据此，我们看到气候危机讨论过程中的社会偏见。揭示深层次的偏见是社会批判方法所擅长的。不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了1750年以来全球气温加速变暖的事实。理性实证研究不断积累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这些知识有证据支持，可以跨时期比较，经得起严密的论证。如果没有理性实证方法的支持，气候危机的讨论就容易陷入情绪化的意见争吵。

在许多社会精英还在争论气候变化临界值的可靠性之时，马尔代夫、瑙鲁等太平洋岛国的居民已经遭受海水上涨带来的生存危机。对于气候危机引发的迫在眉睫的灾难，岛国居民最有发言权，他们的直接体验不是统计分析报告能够传递的。此时，直观现象的方法呈现活生生的知识。此外在每次全球气候大会上，非洲和亚洲一些经济落后国家成为苛刻的碳排放要求最强烈的反对者。他们认为，鉴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应对其历史碳排放承担弥补责任而经济落后国家解决的首要危机是温饱问题。无视历史记录的碳排放控制政策既不公平，也不可行。这是从价值观和社会权力的视角看问题。运用社会批判方法，我们能看到现象背后的深层政治问题。

对于气候学者来说，最严峻的挑战不是数据，不是基于价值观的社会争论，也不是直观感知，而是如何丢下历史包袱，大胆想象未来可能的解决方法。这需要选择设计创造的方法。人类没有遭遇过如此广泛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危机，人类的知识系统中没有被验证过的可靠方案。直观现象和社会批判的方法能加深对问题的理解，但不能提供解决方案。设计创造的方法鼓励猜测和想象，敦促人们以未来的眼光提出奇思妙想。例如，联合国是否能与南美亚马逊流域国家和人民达成协议，以全球补贴或转移支付的方式换取那里自然环境的永久保护。

通过住房和气候危机两个实例，我们看到单独运用任何一种思考方法都不能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应对危机情境，理性实证、社会批评、直观现象与设计创造四种方法各有贡献（见表1），当这些方法被综合运用时，互补性便会显示出来。没有理性实证方法，危机管理的知识体系难以形成高低层次分明的知识结构，有了严密的逻辑关系和验证方法，知识体系才能不断发展。但是，理性实证的历史回顾属性和客观事实假设也限制其在危机情境中的作用。

同样是唯物史观和同样强调尊重客观事实，社会批判方法着力于揭露对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化，暴露“知识就是力量”背后的权力逻辑。社会批判往往落在替代制度上，推荐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和平等的未来制度。社会批判对过去事实的深度质疑确实显示反思的认知力量，但也使得它在对未来的展望上侧重于宏观，疏漏于细节设计。

直观现象和设计创造方法能够补充生动细节。直观现象的方法，摆脱概念的形而上约束解放人的感官意识，接受非普适的个人感知，欣赏非逻辑语言的艺术理解和表达。直观现象方法是对过度使用逻辑实证工具割裂丰富关系的反动。但是，直观现象方法缺乏走向未来的力量，因为对现象的感知始终落在过去发生的现象上，在回忆中感受现象对身体的冲击。直观现象方法还容易落入虚幻玄妙、不可言说或者自言自语的境遇。在危机呼唤超越性的解决方案时，直观现象方法交不出答卷。

危机管理的重点不是恢复旧秩序，而是创造新秩序。这就使得设计创造的方法尤为重要。设计创造的方法允许发挥想象力，设想似乎不可能却值得探讨的未来变化。设计创造具有强烈的未来导向，关注什么是可能发生的，怎样创造条件让想象得以发生。设计创造与直观现象方法一样，重视个人和社会意愿的作用，认为危机包含的深层矛盾体现在意愿冲突上。无论是设计思维还是实现设计的创造活动最后都聚焦在理解各方意愿、梳理矛盾冲突的意愿、表达共同意愿上。设计创造方法很容易囿于个别人或团体的具体实践智慧，停留在没有理论化的手艺上，通过其他方法补充，才能上升为普适性的知识体系。

总之，危机管理要求人们边想边做，不断重复透视、预判、选择、策展的思考和行动过程。HIPS思考模式支持危机管理的思考内实践和行动外实践。

结论：思考模式是人类存在危机的看板

伊利亚·苏茨克弗（Ilya Sutskever）是开放人工智能（OpenAI）创始人之一。他描述未来超级机器智能会表现在四个方面：独立决策能力（agentic）、超级推理能力（reasons）、直觉理解（understands）和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这四种超级能力几乎对标本文所讨论的四种人类认知方法。如果是那样，本文所总结的优势思考模式也将是暂时的存在。

人的存在危机不是生物肢体消亡，而是被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机器智能超越、替代、统治。这种危机已经进入文学想象，并开始出现在部分实体经济活动中。人类与机器的最后较量一定发生在认知领域。人类的出路与落入这一危机困境的根源是一致的：建立和保持优势思考模式。我们不知道本文讨论的HIPS模式优势能够保持多久，但值得为此努力。东方智慧博大精深，也许有更加超越的思考模式蕴藏于其中。我们盼望研究东方智慧的学者更胜一筹。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原文首发于《清华管理评论》。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