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新中国成立前后，为了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一大批无名英雄血洒宝岛台湾，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烈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英勇事迹自上世纪70年代起逐渐在大陆被人知晓，最近更因新剧《沉默的荣耀》播出，进一步走入公众视野，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沉默的荣耀》以台湾隐蔽战线斗争为创作背景，再现了1949-1950年的生死谍战，因剧情需要，存在艺术加工，有兴趣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可以借助相关史料的记载去探寻史实与剧情之间的异同。
一、吴石在台湾建立的情报网络及取得的情报战果
吴石自1947年4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后，即不断向中共华东局传送重要情报，大陆的相关史书对其1949年8月赴台以前的重要贡献已有不少介绍，对其赴台以后的具体作为则囿于资料不足，少有详确记载，这是吴石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是敌我斗争渐趋残酷激烈的阶段，值得结合新史料进行说明。
吴石等人的被捕是当年轰动台湾的“大案”，相关卷宗的保存较为系统、完整，近年来随着岛内政治局势的急剧变迁，台湾档案管理机构已将“吴石等泄露军机案”等原始史料陆续公开，这些以往难得一见的机密记载，为今人了解吴石等人的生平事迹、检讨情报战场的成败得失都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这其中包括1950年3月20日亦即吴石被捕半个多月后由台当局“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提出的《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据该件及同年7月8日由承办此案的保密局特务人员李资生所撰《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显示，吴石凭借“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身份，通过故旧、同乡、亲属等关系，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建立了小而精悍的情报网络，其核心成员包括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4人，曾经参与提供或传递情报的则有方克华、江爱训、林志森、王济甫、王正均等人。
陈宝仓，时年51岁，河北遵化人，原为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部中将总监，后因故去职，在家赋闲；来台以前，即秘密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来台以后，开始秘密协助吴石搜集军事情报。
聂曦，33岁，福建闽清人，海军陆战队讲武堂学生队第二期毕业，“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小伙子”。自1941年起即担任吴石的随从副官，1946年随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长，1949年来台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上校科长，为吴石一手提拔、深受吴石信赖之人，“当他明白吴石是负有为中共搜集情报的任务以后，就尽力协助吴石”，“吴石是参谋次长，当然不便每一件事都自己出面，于是聂科长就以吴石亲近人物的资格出现，专为吴石与各方面联络”，他还“根据吴石的需要，去寻觅有工作路线的人和吴石认识，代吴石向有关人员去索取重要的材料”。
朱枫，又名朱谌之，46岁，浙江镇海人；其夫姓陈，是沈阳兵工厂的一位工程师，早在1932年因病去世，所以朱枫又被称为“陈太太”、“陈朱谌之”。朱枫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底由中共华东局派来台湾，负责联络吴石，将吴石所得情报秘密转送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人称“小万”，化名刘栋平），同时协助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乾工作，拟待台湾解放后办理接收事宜。
方克华，34岁，江苏江浦人，是吴石旧部，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一处第二科中校参谋，主管保安司令部、防卫司令部、补给司令部将级军官人事。1949年10月起，受吴石之命搜集军事机关人事材料。
江爱训，33岁，福建闽侯人，是吴石同乡，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五处第三科中校参谋，主管兵役业务。自1949年12月起，经与聂曦接洽，为吴石搜集国民党各部队官兵人数资料。
林志森，31岁，福建闽侯人，“与聂曦系同学之谊，在抗战期间即与吴石相识”，时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第四处中校参谋，主管补给业务。
王济甫，30岁，福建闽侯人，为吴石太太王碧奎的堂弟。时任空军训练司令部空军上尉三级参谋，住在冈山空军训练司令部宿舍。
王正均，27岁，福建闽侯人，吴石办公室的少校副官。吴石曾教育他：“国民党已将垮台，我们还有另外出路。”王正均深受感动，遂奉吴石之命，多次担任吴石和陈宝仓、聂曦、方克华等人之间的密信、情报传递工作。
▲吴石、陈宝仓、朱枫三烈士
吴石自1949年8月中旬抵台后，积极开展情报工作，10月间即整理资料一束，装于信封之内，派聂曦秘密送往香港，交给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万景光。11月底，万景光为免聂曦再度冒险往返港台之间，派朱枫来台担任交通员。吴石与朱枫一共晤面六七次，供给的情报资料主要包括国民党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人事，各部队的番号、人数、兵力部署、武器数字等。在保密局的《特种刑事案件侦查意见书》中附有“证据资料”一册，共23项，其中有21项均系吴石搜集的重要军事情报，其原始编号及内容概要如下：
1、《“国防部”三十九年度施政纲领》（1950年）十行纸6张
2、《“国防部”调整原则》十行纸2张
3、《修正编制之原则着眼》签条7张（内1小条）
4、《防空事项铅笔记录单》十行纸2张
5、《福州绥靖公署指挥系统表》1册（连皮6张）
6、《福州绥靖公署辖区部队机关兵力驻地表》1册（连皮6张）
7、《“中央”军事机构及高级指挥机构改组原则》签纸4张
8、《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所辖各单位十一月份现有人员审核统计表》1册（16张）
10、《“总统府”各院部会在台首长及东南长官公署处长以上住址电话临时调查册》1册
11、《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及本市各机关首长电话号码住址手册》3册
12、《无线电话使用人姓名代字密码本》1册
13、《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科长以上官佐简历册》1册（连皮11张）
14、《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核定调整编制组织系统代电》17张
15、《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机关部队正副主官名册》1册
16、《台湾省主要公路图》1帧
17、《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补给司令部官佐编配名册》1册（连皮17张）
18、《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科长以上人员名册》1册（连皮3张）
19、《海南岛各港工程视察报告书》1册（连皮9张）
20、《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科长以上官佐姓名住址电话号码册》1册（连皮16张）
22、《台湾南部、中部、北部各防守区兵力、番号、驻地情报资料》1件
23、《“国防部”在台各单位主官姓名住址临时调查册》1册2张
以上21项中，第1、2、3、4、5、6、7、12、16、19、23项系吴石自行搜集。
▲吴石搜集的1950年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无线电话使用人姓名代字密码本》
第8项系吴石由江爱训处获得，此外江爱训向吴石口头报告了台湾地区征兵35000名的情况。
第10、11、14、20项系吴石由聂曦处获得。
▲吴石从聂曦处搜集的国民党政权要员住址电话临时调查册
第13、15、17、18项系吴石由方克华处获得。吴石作为国民党军队中的资深参谋人员，学历、经验俱佳，“他从‘国军’现有几个炮兵团，可以推测到有大炮多少，他从‘国军’现有几个战车团，也可以推测到有多少坦克车”，因此他在搜集情报的过程中，急需明了各军事机关、部队的各级主官姓名，如果逐一探询，非常不便，最好的方法是拿到完备的名册，因此他向方克华处取得了6份重要名册，除证据中所列4份外，还有《宪兵各团长名单》、《东南区各部队独立团长以上人员现职录》2种。
▲吴石从方克华处搜集的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名册。
第22项系吴石由陈宝仓处获得。“陈宝仓实在是吴石最忠实而努力的情报员，他利用自己保定毕业的老资格，有许多同学、同事或部下现在正分别服务于各军事机关部队，他就时常去拜访联络，刺探他所需要的消息。他又是一个参谋人才，对于军事情报，他懂得哪些重要而有用处，所以由陈宝仓经过吴石交给中共的资料都很有价值。”“陈宝仓首先着眼搜集的情报就是关于‘国军’各部队的番号、兵力和部署情形，他为了这件事，曾分向有关方面探询，他知道台湾一共分几个防守区，每一防守区内由谁负责，各防守区的驻军是××军，每军辖多少师，番号是什么，防守区域是由××到××，一共防守正面有××公里，陈宝仓把零碎材料整理起来，亲笔写了交给吴石。”此外，陈宝仓随时口头向吴石供给关于台湾民心、士气、美援等情况。
除上述21项情报外，吴石还从林志森处获得了《舟山各驻军武器数量统计表》等表册四份，从王济甫处获得了有关国民党空军的部署情况。王济甫每次由冈山空军宿舍来到台北吴石寓所时，吴石就向他询问“现在空军有几个大队，哪一大队又驻在哪里？每大队的飞机有多少架？飞的是些什么飞机？每一种飞机的性能又如何？”王济甫都尽其所知向吴石报告，于是吴石“把王参谋的谈话默记在心，并且整理为有条理的情报”。
▲吴石从王济甫处获得的台湾重要机场情形。此件由保密局特务人员注明“被告王济甫交吴石的原稿（是吴石命王亲写者）”。
保密局特务人员看到这些材料后不禁惊叹：吴石“简直是异常忠诚的情报人员，他并不敷衍塞责，他确定了情报搜集的项目，然后再设法觅取关系，以供应中共的需求”。“吴石是一个忠诚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搜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领，特别注意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朱枫）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要不是因为台湾共党组织的破坏影响到‘老郑’（蔡乾化名）和朱小姐的安全，那么吴石将是中共兵不血刃而解放台湾的功臣了！”
将以上公开、不公开的敌方记录相结合，不难体会吴石等烈士为祖国统一大业以及人民解放事业发挥的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二、关于吴石失事经过的不同版本及其结论
吴石等人的失事是最令人痛心的一幕，究竟哪些环节出了纰漏？又如何造成了英雄们的被捕、遇害？这些问题值得后世探讨镜鉴。吴石等人遇害之初，台海两岸消息阻隔，大陆方面对内中情形不完全了解，很多问题需要通过对岸的资料进行判断，然而台湾方面亦有李资生、谷正文的不同说法，兹按时间顺序将两种版本分述如下：
1、李资生说
1950年，国民党当局在香港发行的刊物《新闻天地》第125期（7月8日）、第126期（7月19日）刊出了《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长文，该刊编者特意指出作者李资生系负责承办此案的保密局特务人员，以鼓吹该文之权威性：
关于这件耸动一时的台湾大间谍案，在近一两个月中传说纷纭，报刊记载由于耳食传闻，难免附会揣测渲染，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似疑似信。当本案尚在侦讯时期，本刊即曾挽友人与主办人员洽商，价购此案全稿，讨论多次，方行谈妥。……其间，因须获得主管机关首长同意，致延搁至今。本文为此案之权威报告，作者即承办此案之负责人，我们除感谢主管机关首长及作者予本刊以发表此文之光荣外，并请欲明瞭此案真相之读者特别注意。
据该文称，吴石等人是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过程中，被“连带破获”的。1950年1月，保密局根据已经被捕人员的供述并“参照许多特殊的资料”，获悉中共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湾省工委”，最高负责人为工委书记蔡乾，又名蔡孝乾，化名“老郑”；蔡乾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小姨马雯娟，与他住在一起。
▲原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蔡孝乾），后叛变
保密局为了追捕蔡乾，对台北市户籍做了一次秘密总清查，在户籍册中发现某街某巷某号有一个40岁左右名叫“邓昌华”的男子，同住的是他十七八岁的妹妹“邓莉”，正与蔡乾、马雯娟的情形符合，于是前往该地抓人。本来蔡乾因为先期得知台湾省工委遭到敌人破坏，所以早就和马雯娟一起撤离了，但他一时无法离开台湾，又在1月29日晚间只身潜回寓所，结果被蹲守的特务人员逮捕。特务人员在蔡乾身上搜出很多线索，“最可注意的是一张十元的新台币钞票，上面写着两个电话号码，追讯之下，知道这是‘老郑’直接联系的两个女干部”，其中一个就是朱枫。
在蔡乾被捕前夕，他曾通知朱枫，台湾的中共党组织已经遭受破坏，恐怕会牵连到他们，他决定赴港，希望朱枫也快走。2月6日，也就是蔡乾被捕后一星期，他“已被说服而投降”，于是配合特务人员给朱枫家里打电话，但朱枫并不在家，家人说她已经于2月4日搭机离开台湾飞往定海。保密局马上电告驻定海的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设法侦查，于2月18日在沈家门医院将朱枫逮捕。本来朱枫准备由定海前往解放区上海，可是到了定海以后才知道去上海的民船不是每天都有，只能等候适当机会，这一耽搁，便不幸被捕了。
朱枫被捕后，决心一死，吞金自杀，但在腹痛挣扎时被特务人员知晓，于2月26日被解送台北救治，2月28日将金子排出。此后，特务人员对朱枫展开审讯，“从朱小姐口中，保密人员证实了她主要的任务是和吴石联系，再把从吴石那里拿来的情报转交‘老郑’。同时，朱小姐的女儿和女婿也证明朱小姐和一位吴太太是相识而且过从颇密的，这是吴石被捕的前一天”。
另一方面，在朱枫被捕之后、吴石被捕之前，吴太太王碧奎也被逮捕，但她的被捕并不是因为朱枫向特务人员吐露了什么，而是与蔡乾有关。蔡乾自2月6日变节后，一度向特务人员表示愿意交出有关组织关系，“不料在暮色苍茫中，他却乘人不备，在台北市开封街某段潜逃无踪”，直到三个月以后才再度被捕。蔡乾逃跑后，特务人员认为他仍然会去找马雯娟，为了防止马雯娟离开台湾，特务人员用在蔡乾身上搜得的马雯娟照片，与所有申请出境的人员照片进行核对，结果在台湾省警务处批准出境的文件中检出一份署名“刘桂麟”的“台湾省出境旅客购买机/船票申请书”，其照片与马雯娟完全相同。这张申请书注明“刘桂麟”是“军眷”，且系“刘永榘高参之女”，准备由台湾到定海，申请书一角还留着一张托办出境证的名片，上面是名字是聂曦。
▲聂曦委托台湾省警务处为马雯娟（化名“刘桂麟”）办理出境证，聂曦在名片上写道：兹有刘桂麟小姐急待赴定海，乞赐为关照发给出口证为祷。
特务人员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名册中查不到“刘桂麟”之父“刘永榘”其人。传讯聂曦之后，特务人员根据线索判断：刘永榘并无其人，所谓“刘永榘之女刘桂麟”其实是马雯娟的掩护身份，是蔡乾或与蔡乾有关的人去托吴太太王碧奎办理这张出境证的，王碧奎则转托聂曦去办。于是特务人员又将王碧奎传讯。
与此同时，特务人员也在审讯朱枫。“朱小姐说：‘……刘桂麟是老郑的小姨马小姐的化名，出境证是老郑托我办的，我即托吴太太办。’”特务人员将王碧奎与朱枫的说法“两路会和”，于是在3月1日将吴石逮捕。3月2日起，吴石受到保密局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的审讯。此后陈宝仓等人陆续被捕。
以上全为李资生文的内容，为避繁冗，并改正该文基于错误立场的用语，笔者没有完全用引文的方式。李资生站在保密局特务人员立场，文中充斥着不实之词可以想见，该文最可疑的一点在于声称朱枫供出了吴石，试想朱枫被捕之后曾吞金自杀，死且不避，怎么可能向敌人吐露实情呢？李资生也承认朱枫没有出卖同志，只是无心之失：“她由定海押解到台的时候，她以为吴石已经被捕了，于是她就把由港来台和吴石联络的经过也都和盘托出了，等到侦讯到了相当阶段的时候，她才发现了吴石的被捕是由于她的口供。当然，她懊悔也来不及了。”但这种解释仍然无法令人信服。
1959年4月，台湾“国家安全局”根据各情治单位案卷编印汇编，对吴石案“侦破经过”的记载大略是：
根据蔡孝乾及严秀峰之供词，获悉朱谌之线索，当即循此线索展开侦查，二月十八日在定海捕获，二十六日押解来台。根据东南长官公署科长聂曦及朱谌之之供词，于三月一日晚将吴石扣押讯办。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重视：1、其所述情节和李资生文基本相同，可知李资生文应是根据原始案卷进行撰写，其所谓曾获保密局主管人员同意一节也确非虚语。2、这段文字提到的严秀峰是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友邦的夫人，1950年2月18日因案被捕，从时间上看，绝不可能由于她的供词导致朱枫被捕，由此可见，台湾情治单位案卷中记载的关键情节也并不完全准确。
▲1950年6月10日，吴石（右上）陈宝仓（右下）聂曦（左上）朱枫（左下）四烈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害前情形。
2、谷正文说
1994年11月，吴石案在台湾因故被旧事重提，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将李资生旧文重刊，在该刊第65卷第5期（总第390期）选载。前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看到该文后，于12月10日致函《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声称“李资生所述各节与事实颇有出入”，因“事关多人生命及千秋名节”，故来函进行说明。该函后被刊在1995年1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第66卷第1期（总第392期）上，题目是《关于吴石案的一些补充》，名为补充，实为反驳李资生，其中关键内容如下：
一、……蔡孝乾久经中共长征及对日抗战，吃尽苦头，故返台后即生活腐化，思想动摇……
二、蔡孝乾于“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捕后，保密局上下负责人争功，以为有大鱼可餐，争相插手，以至蔡有机可乘，于“四十年”一月六日夜间伪装找人，在武昌街西段木厂林立中逃去，迄三月二十日始在嘉义奋起湖再度捕获。……
三、吴石之事，系由蔡第一次被捕时，笔记中有“吴石”之名，但蔡否认其事。蔡逃走后，无人敢负责追查吴石事，经毛人凤局长报告蒋总裁，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总长则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要取证据何其容易？弟（谷自称）先一日晚请吴石之妻至我家中，伪称：“我前在史政局多蒙吴先生提拔，今上边令查吴石先生之案，已取得人证。吴先生为军人，如身负此案，必遭死刑，何不夫人自称吴先生不知此人，自己负责，妇道人家，交错朋友，并不知其共党身分，当然不会成为重大案子。”经多方诱骗，由吴妻供出朱谌之，乃于次日晚逮捕吴石，告以全部案情已经明白。吴先一日已服用多粒安眠药，当时又以左轮枪自戕，皆未死，乃就捕……
四、……蔡孝乾逃走后，即通知朱谌之快逃，乘海军交通船至沈家门，站长沈之岳兄捕送回台，中途吞金未死。
除了此函，台湾独家出版社在1995年9月出版了《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该书由谷正文口述，许俊荣等人记录整理，其中也有关于吴石案的内容。但书出之后，谷正文表示不愿负责，原因是“记述人许君（许俊荣）对近代史不明，对共情不熟，且刊出之前未经我过目，故多有遗漏、偏差”，谷正文“本拟自己改正后再出版全书”，但他当时已是85岁高龄，“年近耄耋，有心无力”了。所以有关谷正文的说法，仍应以他致刘绍唐的函为准。
李资生文与谷正文函在史实层面最大的区别在于：李文称，保密局根据蔡乾供词逮捕朱枫，再根据朱枫、聂曦、王碧奎的供词综合研判，逮捕了吴石；谷函称，保密局根据蔡乾笔记中记有吴石之名，找到吴太太王碧奎，由谷诱骗王碧奎供出朱枫，遂将吴石、朱枫逮捕。谷正文系前保密局侦防组组长，直隶局长毛人凤指挥，保密局称其在破坏中共台湾省工委过程中“出力最多，殚精竭虑，夙夜勤劳”，以他的身份和行径，他的说法自然有参考价值，然而试看谷函提到的几个关键时间，诸如蔡乾于1949年12月29日被捕、1950年1月6日逃跑、3月20日再度被捕以及蔡乾逃跑后通知朱枫快逃等等，与原始案卷全不相合，可知谷函更不可信。按李资生的叙述，保密局方面办理“吴石案”的关键人物是逮捕朱枫的沈之岳和审讯朱枫的叶翔之，与谷全无关系，由此可知谷之所以反驳李，恐系出于自我吹嘘的目的。
▲保密局苏浙情报站站长沈之岳、局本部第二处处长叶翔之、侦防组组长谷正文
3、大陆方面的结论
大陆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郑立的《冷月无声：吴石传》（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和冯亦同的《朱枫传》（三联出版社2012年版）。
郑立经综合判断李资生、谷正文的说法，其结论是：“他（蔡乾）被捕时，公事包里的记事本留下的‘吴次长’的记录，成为致命的破绽，使国民党保密局将目标锁定在吴石身上。”至于朱枫的被捕，则是因为蔡乾向特务人员交代了朱的电话号码，通过给其住所打电话，“侦察出朱枫的去向”，进而在定海将其逮捕。（见该书第216、218页）
冯亦同也对李文、谷函有所取舍，其结论是：由于蔡乾变节，供出了朱枫的电话号码与真实身份，导致朱枫被捕；而保密局因追查聂曦为马雯娟申请出境证一事，“传讯和扣押聂曦上校之后，吴将军的可疑身份已经暴露”。（见该书第227、233页）
郑立、冯亦同一致肯定朱枫在保密局狱中的表现，因为即便保密局事后检讨，也承认朱枫“党性坚强”、“思想顽固”，“这是以‘斩尽杀绝’共产党人为职责的国民党情治机关对它不共戴天的敌人和对手所作出的难得‘褒扬’之词”（见郑书第219页、冯书第241页），由此可见朱枫绝没有如李资生所说吐露实情。郑、冯两位先生对史料的剪裁，对史实的判断，当然是很有道理、很有见识的。
值得一提的是，据台湾作家江南所著《蒋经国传》披露，李资生实为保密局工作人员夏晓华的化名（见该书第190页注释）。查吴石被害时，夏晓华担任保密局第二心理作战组组长，如果江南所说属实，那么不难想象，李资生的文字除了对外宣传的作用外，还有其特定的动机。虽然李文内容与保密局案卷记载一致，然而如前所述，特务机关基于错误立场留下的记录本就不宜轻信，更何况李资生还怀有对大陆进行“心战”的目的呢！
▲曾任保密局第二心理作战组组长的夏晓华，据说就是“李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