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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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武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以“历史哲学”讲稿（1926-1928）为中心》
一、别有天地
近日，聚精会神地在读顾晓伟君的大作《柯林武德的“历史理性批判”：以“历史哲学”讲稿（1926-1928）为中心》，蓦然想起“诗仙”李白的《山中问答》：“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诗中“别有天地”四个字朝我扑面而来，引来莫名的联想：忆往年，我最初阅读由何兆武、张文杰在20世纪80年代合译的《历史的观念》，竟然亦有“别有天地”之感叹。
20世纪前期，柯林武德是公认的英语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没有之一，由我杜撰称柯氏为“哲仙”，至少在历史哲学的领域里是如此。于是，现代英国的柯林武德与中国中古的李白，在“仙”字上跨越时空，在各自领域的地位上合璧，李白之诗业与柯氏之哲思，是“别有天地”的牵引，是诗与哲的结盟，是中西文化的映照，不是吗？
借鉴李白“别有天地”的金句，在中西学界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无穷研究中，层出不穷的学者都尽力寻找柯氏思想中的“别有天地”。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是对先贤哲思的批判、继承与发展，是对历史哲学转向——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进程中的贡献。摆脱当时“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走向“又一村”的“别有天地”，柯氏功莫大焉！
柯林武德
请看顾君打开柯林武德历史哲学之门后，让广大读者看到了什么？
打开柯门，作者首先让我们看到一幅画，一幅“全景式的图画”。从柯氏的时代氛围、家庭教育、学术生涯，其思想外传及接受史，国内外研究柯氏的历史和现状，梳理整合，用力甚勤，描绘出了一幅全景式的画。
在此，笔者注意到柯林武德（1889-1943）与汤因比（1889-1975） 的生卒年。他们同年所生，时当英国维多利亚王朝莺歌燕舞的盛世，前者逝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时，而后者比前者足足多活了32年。天道不公矣，倘柯氏也健在，这30余年的成就，现代西方（至少是英国）的历史哲学史或许应当重写。
打开柯门，在这宏阔的图画中，我们看到了作者重点刻画的柯氏关于历史学思考的三个阶段：历史学作为断定事实的实在论阶段，历史学作为重演过去思想的观念论阶段，历史作为实在的形而上学阶段。作者重中之重是分析和阐释第二个阶段，那是柯氏探究历史哲学的真正开端。
打开柯门，走向深处，我们看到了柯氏独具匠心，借助康德的批判哲学进行深究。正是在《历史哲学纲要》（1928）一文中，柯氏运用先哲批判哲学的四个范畴——质、量、关系、模态，从历史客体（历史事实）转换到了历史主体（历史思想）的层面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理性批判”。作者通过对这一理路的分析，打破了国内学界以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为“独档”和“中心”的研究范式，成为全书的亮眼之处。
哲思之论，史论之文，顾君之作然也，但不难读，比起先贤王国维初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不懂，再读，仍不懂”，要易读多了。关于这本书，我可以向广大读者作如下的荐词：本书寻微索幽，在广泛考察中西学界研究柯林武德 历史哲学的基础上，深耕以往不曾关注的《历史哲学讲稿》，行文清晰，论证娴熟，在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史上，书写了中国学者的华章。本书是喜爱西方思想史读者的入门书，是教研历史哲学和西方史学史学者的案头参考书，进言之，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出力，颇具现实意义。
二、薪火相传
上海的五月，最江南；五月的江南，很复旦。春风化雨，雨丝风片沾溉复旦园，燕曦蔚然，玉兰盛开，漫步在望道路上。正是：“复旦园里寻常见，光华楼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风雨过后又逢君。”“君”者，本书作者顾晓伟也。
顾君晓伟，乃皖籍淮北人氏，少时学优，赴申城深造，师从复旦陈新教授，打下了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术根基。本书即源于其攻博的优秀的学位论文，2013年，我也参与答辩，其作给我的良好印象犹在。后北上再拜清华的彭刚教授为师，其博士后出站的报告，经打磨易名为《从怀疑走向共识：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研究》问世。同城易地，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四年，再南下羊城，落户在温馨的中山大学。几经转辗，他总是能够收获各种学术前沿和人生哲理的新知。
近日，晓伟应母校复旦西方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的“新时代沾溉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纪念耿淡如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暨张广智著《衡史寸言》新书发布会”之邀与会。这是近年来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领域里的一次盛会，也是复旦西方史学史学脉传承的聚会。回望系史，20世纪50年代初，自院系调整后，我系便逐步形成重视中外（西）史学史的传统，当时相继主持系政的“两周”（周予同与周谷城）都十分重视史学史，强调史学史是文化史的核心成分，历史学专业应同时开设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两门主课，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原典课程。至60年代初，由陈守实先生和耿淡如先生讲授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两门课程，吸引着青年师生，并且各自都在本系带出传人。1964年，我成了耿师唯一的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也是“关门弟子”。之后，耿氏传人单枪匹马干了20余年，学科传承，带出的第三代已成为国内西方史学史的中坚力量，他们已培养出第四代，直至第五代也将崭露头角。按代际排列，顾晓伟是第四代。这五代人皆不畏艰难，不辞劳苦，在广袤的西方史学史田野里垦荒，矢志笃学，求索无疆。
这是一段复旦繁茂的西方史学史学科的极简史。回忆往事，距今78年前耿师写的一首诗：“年年舌种砚田池，绿树成荫花满枝。漫道老农无乐处，笑看百卉竞英姿。”他毕生以教育报国为宗旨，教书育人，“而在下一代身上撒下良好的种子”为要务（当时学人对耿师的褒词）。在我看来，晓伟就是“良好的种子”，将会在这西方史学史的田野里开花结果，至所望焉。
三、走出柯门
“小说可以创造到老，书写到老，敲击到老，追求开拓到老。”这是写作《青春万岁》的“人民文艺家”王蒙说的。我们的史学研究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怀疑走向共识，从《历史的观念》到“历史哲学讲稿”，无一不是论题的开拓，不是对新的认知的孜孜以求。
晓伟新著问世，作为他的老师，甚是愉悦，也期盼他更加努力，奋发有为，更上一层楼。由此想到两点：
一是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范例就在身边，史学前辈刘家和先生曾就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处做出开拓性的辨析，在理性结构上区分出了西方文明是以逻辑理性占主导，中国文明则是以历史理性占主导，两者互有所长，也理应相互借鉴。作者倘以书中所阐释的“历史理性”为突破口作中西衡文，把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与中国史学和经学思想做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有厚望焉。
二是走出柯门，开拓视野。上文说的中西比较研究，正合此意。日前，我与晓伟“申穗通电”甚久，我以“走出柯门，去迎接更广阔的新天地”之语结束。此题意丰腴，下摘引他的《从怀疑走向共识》尾句以释之：“由此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统一起来”，“在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视野下，对于重新理解和阐释中国传统史学中‘良史之才’的规范性内涵，同样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
走出柯门，开拓视野，一览“卿云缦缦飘天空，别样芳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