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编者按】
继续上一篇的“柏林-法兰克福之旅”，从希尔德斯海姆到法兰克福的旅途还会不会出幺蛾子？作者到底有没有赶上回上海的飞机？他又是如何通过与同行的德国旅客互相交流彼此对俄乌冲突、加沙危机的看法，从而展开在这趟旅程中进行的田野调查？
结尾有“彩蛋”。
抵达法兰克福之前的片刻安宁：中德双向“田野调查”
在连过道都站满人的车厢里，我找了个位子坐了下来。列车开行无阻，手机上也没有继续显示更多的晚点、误点、取消、车辆技术故障、铁路网线故障等信息，我离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只有3站之遥！看来我大概率可以赶上飞机了，这个想法让我彻底放松了下来，周围的人也安静了许多。
我的右侧邻座是一个比我年轻的德国小伙子，他见我在读一本德文书，就好奇地问我从哪里来。于是我们开始了前半程的交流和对话。我首先介绍我是中国的大学研究人员，德国是我的研究对象，所以看德文书、听德语广播是很自然的事情，近期尤其关注德国的政治、政党、对外关系、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内容。他告诉我，他大学期间在北德地区念的是社会学，毕业后自己创业，经常在外跑业务，同时还要照顾三个孩子。他问我怎么看今天遇到的德国铁路系统的混乱情况。
我的回答是：德国真的要重点关注自己的民生，尤其是基础建设问题了！以前的德国铁路可不是今天这副让人无可奈何的模样，而是我们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请允许我作为外国的观察者说一句也许不应该由我说的话：德国新政府与其决定加大军事和安全投入，不如走对外谋求和平、对内大力投资经济和民生的道路。
他表示德国的问题确实很大，比如一再为人诟病的官僚主义。他说，你简直无法想象我经营自己的企业在税务上面要花多少时间，为了给三个孩子申请国家补贴又要花多少精力，我们的管理系统为什么就不能找到一种方法，让我这样有家庭负担的经营者更简单地处理税务问题，把精力花在经营上呢？
由于我提到了安全问题，我们的对话就转向如何看待俄乌问题，以及德国内部和外部看待德国和欧盟的选择有何不同。
如果可以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来总结的话，那么他作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经营着自己的企业、生活在传统家庭结构中的人，显然是德国社会传统的中坚力量代表，这样的人的政治观点一般倾向于保守。果不其然，他对于俄乌问题的看法几乎就是德国外交部表态的翻版，这也印证了我近两年在德国的一个观察，即除了在东德地区以外，德国人对政府的对外政策一般高度认同。
我介绍了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俄乌问题不同于德国的看法，包括后苏联地区的历史和民族国家构建、地缘政治、殖民主义视角的问题，以及对于欧洲再次引发世界大战的担心等。
我给他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德国对外同时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了两场战争，另一场在加沙地带，现在甚至扩大到了伊朗，两场战争都涉及德国对于自身的理解，而如何无条件地维护以色列的存在更是被德国定义为根本原则即所谓的“国家理由”（Staatsräson）。[i]不过在我看来，德国在两场战争中都面临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不知你怎么看我这种观点？
我当然知道任何有关以色列的讨论在德国都是一个艰难的话题，一般德国人也不可能脱离当年纳粹屠犹的“原罪”而评判以色列，但是我想知道他能不能和一个外国人就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德国问题展开讨论。
令我比较意外的是，他并没有从德国政府的“国家理由”立场来为以色列进行无条件辩护，而是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以色列政府行为属于“自卫”，从而具有合法性。他的说法既与德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即国家叙事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也是他留给自己独立思考的距离，同时又没有脱离德国的“政治正确”范围。
我们的讨论当然不可能把一个世界政治，乃至历史叙事的难题说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们都了解到对方的认知框架可能与自己不同。我则从一个陌生人而不是我熟悉的德国人那里，获得了德国人对于一些主要问题的看法，以及个人的看法与政府态度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德国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有了更为直观的体会。
我们的讨论，也吸引了隔着过道的另一位中年人的兴趣。他放下手中正在读的书，很想知道为什么中国要研究德国，以及中国的大学怎么研究德国。于是我从“田野调查”者转为被调查的对象。
从希望到绝望：还有没出现过的意外吗？
聊天正酣，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列车到了卡塞尔（Kassel）之后，居然停在站台上不动了。广播里播报：本次列车应该在卡塞尔进行乘务人员交接班，但是接班的乘务人员还没有到，我们只能等。
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也许纯属意外、罕见中的罕见，也许是一个技术问题（比如有可能前来交接班的乘务人员也是乘坐火车通勤，而他们的火车也晚点），或许也暴露了现代社会更依赖制度而不讲情理的一面（即现有的乘务人员已经到了规定的下班时间，他们应该交接班，否则就是破坏了规矩）。但是对于旅客来说，这个场景很难不令人感到荒谬：全车几百人动弹不得、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仅仅是为了等候几位没有到班的乘务人员前来交接班，而且没有任何他们何时能来交接班的信息。我若是经济学家，早已开始运用模型来计算这趟列车因此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
半个多小时之后，列车乘务人员的交接班终于成功，我们得以继续前行。但是这意味着，我原本提前一个多小时到达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抵达机场的如意算盘极其危险。这时我真的紧张起来了，因为很有可能我要面临高价临时改签，甚至机票作废的局面。于是旅途上半程的聊天不得不中断，我开始不断地刷手机应用程序，计算可能到达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时间，以及寻找各种不同时间到达中央火车站之后的接驳可能性。
此前还发生了一件跟刷手机有关的插曲：我此行手机和电脑上网用的是国内租用的国际漫游WiFi器，虽然精打细算租用到7月3日回国，但是忽视了一个细节：国内提供机器租赁服务的公司特地来电确认的“7月3日回国停用”，指的是北京时间7月3日零时。除去德国夏季时间的时差7小时，我的漫游器在我最需要随时获知车次信息的时候准时停机，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规矩和效率。幸好这列折磨人的城际高速列车提供WiFi服务，使我免于陷入信息黑洞。
旅程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已经和很多其他心急如焚的旅客一样，收拾好行李朝车门涌去，仿佛这样可以加快到站和下车的速度。这时，我的对话伙伴变成了一群半大小子：他们是一群中学生，结伴要飞往巴塞罗那，航班起飞时间几乎和我一样。于是我们不停刷手机，相互报告本次列车的最新信息，以及各自找到的各种接驳车次。这是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患难共同体”，不过我们相互通报信息也许起到了缓解焦虑的作用。
按照列车不断公布的晚点信息，我们先后期待赶上18点44分、18点47分、19点11分、19点24分的不同列车，只要赶上任何一趟车，12分钟就能抵达机场，这样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完成行李托运、出关、安检、直奔登机口等一系列程序（各环节之间的距离远近暂且忽略为零），这可能已经接近在一个大型机场办理国际航班登机所需要的极限时间了。
但是，就在列车抵达法兰克福中央火车站的时候，最后一个意外还是不出意外地发生了：火车停在站外铁道上，不动了。广播说明：
由于今天大面积晚点，很多列车现在都在等待进站和发车，站台暂时空不出来，请大家耐心等待！
这一等，又是20多分钟。我们能够及时抵达机场办理登机的最后一丝希望沦为泡影。但我们也只能去机场，或者去值机柜台“死马当作活马医”碰碰运气，或者直接找航空公司改签、另购机票。
这是一张具有我个人“历史意义”的手机截屏：
德国铁路公司手机应用程序显示的法兰克福轻轨列车8号线（7月2日）
应用程序告诉我，这趟法兰克福轻轨8号线列车将于20点抵达法兰克福机场区域列车站台，距离直接位于机场下方的长途列车站台205米，步行时间15分钟，也就是说20点15分可以抵达机场地下层，飞往上海的航班起飞时间是21点5分。我于是拖着30多公斤行李进行了登高型冲刺，期间准确辨认路标，没有走一丝错路，在飞机起飞前50分钟赶到了汉莎的值机柜台。值机柜台的女士礼貌地问：您的航班信息？我说：上海！已经办过值机！她说：上海？先生，您直接去二楼汉莎办公室改签吧，今天飞是不可能啦。
体系性失灵和德国泡泡：一个自诩“德国通”的德国认知
当我回想起这一次选择从德国东北部的柏林开始乘坐火车，西行至汉诺威，转车南下法兰克福去赶航班回国的时候，不由得也像熟悉德国的朋友一样，质问自己为什么会低估德国铁路的不准点问题。就连旅途中一同聊天的德国人，也跟我说他要是到国外出差都会提前一天去法兰克福机场，在机场宾馆住一晚，第二天从从容容登机。那么我作为一个自诩的“德国通”，为什么会让自己如此狼狈？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我总是认为现如今的德国仍旧是那个我熟悉的、曾经的德国。20多年前的德国，高速铁路横贯东西南北，出行完全不是我们习惯的大站到大站的做法，而且全国网络协同，真正做到了随到随走，任意转车。正是带着这种过去形成的认识，我没有把列车晚点当一回事，即使某一趟车晚点，还有无数转乘其他车次的可能性呢！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国内已经适应了基础设施日新月异、技术水准不断提高的环境，而德国很有可能在过去的高水准上不进则退，硬件设施甚至是肉眼可见的陈旧和老化。
如果说7月2日这一天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事后才知道，这居然是德国今年为止最热的一天！[ii] 但是我一路上遇到和听闻的技术故障之频繁（列车卫生间不能使用、铁路网电路故障、铁轨维修等等，尤以列车空调因高温不能启动最为奇特：难道安装空调不就是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吗），运营系统问题之多（列车晚点、车站调度不畅、车次取消等等），以及管理制度僵化之严重（全车乘客因为乘务员换班迟到而等候半个多小时），已经远远不能用极端天气作为借口而为德国铁路解脱责任了。
这一天，德国长途列车的准点率仅仅维持在35.5%。[iii] 这个负面纪录——这仅仅是2023年12月以来的最低纪录，反映了德国铁路，乃至传统的体系性“德国（整体形如一个）公司”（Deutschland Inc.）的失灵。对于一个亲历者，而且是“德国通”而言，这一天在我认识德国的意义上成为“历史性时刻”。这不再是那个以秩序和效率为标志的德国，如果借用德国文化史家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对于文化的“生命周期”的分析，我看到的是一个步履蹒跚、止足不前的德国。
这种体系性失灵，在德国社会多年来对铁路系统批评和嘲讽不断、一再呼吁增加投资的映衬下，在德国面临的种种外部和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面前，显得尤其讽刺。把德国基础设施目前的这种状态，对比德国默茨政府计划在2025年度财政预算相应的支出计划——为铁路、公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投资220亿欧元，国防和军事开支将达到624亿欧元，[iv] 安全与基础建设孰轻孰重，可能是德国社会，尤其是德国政治精英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
让我最为吃惊的，是我在7月2日这一天观察到的德国人的态度。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全中国的铁路系统在这一天崩溃至此，中国的旅客和社会舆论的反应会是什么？而德国人呢？我一整天在不同的高速、区域和轻轨列车里，在不同城市的大小车站里，居然没有听到任何人高声叫嚷，更没有人哭闹、围攻乘务人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大家抱怨归抱怨，但是依旧选择要么等待，要么转车，要么自救。我在交谈中听到的抱怨，都是一种精巧地选择了修辞的自嘲，而没有转化为对他人、对现状的攻击。那么，这种在中国人看来惊人的耐心与从容，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个人心理结构和社会运行结构？
当然，德国的舆论中不乏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满，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采取行动时的拖沓，这何尝不是一种泡泡——一种躲在往昔成就的余荫下心安理得，以言语代替行动，但是维持了文明体面的泡泡？但是这种泡泡，让一位外国人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调动自己具备的个人素质，去获取本应由一个运转良好的制度提供的公共产品。
我之所以历经德国铁路公司带来的种种问题，最终仍然成功抵达机场，主要凭借个人具有的三种素质：第一，懂语言，任何一个不懂德语的外国人，在这一天必定手足无措，至少无法及时找到所需的信息；第二，有体力，尤其是抵达机场最后阶段的负重冲刺，属于老弱妇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三，没有失去耐心，实际最后一段坐轻轨去机场的旅程，明明知道所剩时间不足却依旧前往，已经是反常识性的尝试。
尾声：德国的闪光点
虽然我的焦点在于德国的体系性失灵，但是这个体系仍旧不乏温暖和闪光点。当我以冲刺速度出现在汉莎柜台前，汉莎的当值女士先是让我去二楼汉莎办公室改签，又想了一下，说：我来替您先打个电话吧！她拿起电话，连续拨了几个号码，最后接通后简要地描述了我的情况，然后放下电话说：先生，把您的护照给我，今天您还能飞。
于是，我在离起飞时间还剩50分钟之际，开始办理行李托运和登机手续，然后一路狂奔、连声道歉申请优先通过海关和安检，以最后一个乘客的身份，冲向登机口。
（胡春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研究所执行所长。本文感谢德国汉诺威蔡琳博士、王鸿磊先生提供文中摄影图片）
注释：
[i] Bulletin der Bundesregierung Nr. 26-1 vom 18. März 2008, Rede von Bundeskanzlerin Dr. Angela Merkel vor der Knesset am 18. März 2008 in Jerusalem,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service/newsletter-und-abos/bulletin/rede-von-bundeskanzlerin-dr-angela-merkel-796170.
[ii] AFP, Infrastruktur „auch ohne Extremwetter störanfällig: Bei Hitzewelle waren nur 35,5 Prozent der Bahn-Fernzüge pünktlich, 04.07.2025, https://www.tagesspiegel.de/wirtschaft/infrastruktur-auch-ohne-extremwetter-storanfallig-bei-hitzewelle-waren-nur-355-prozent-der-bahn-fernzuge-punktlich-13972619.html.
[iii] 同上。
[iv] Die Bundesregierung, Fragen und Antworten zum Bundeshaushalt 2025: So kommt Deutschland voran, 11.07.2025,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faq-bundeshaushalt2025-2356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