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从美国石溪小镇的中餐馆到清华园的高等研究院，杨振宁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架起了一座连接中国与世界科学的桥梁。
借此，数不清的中国学者与他有了生命的交集，他们或贴近过杨振宁至纯至真的性灵，或接受过他慷慨无私的关照。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过程中，他们道出了杨振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情怀。
回忆潸然，精神永存。
“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
1957年，35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丘成桐正在香港读中学。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颇受震动，“当时一般都认为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而杨先生他们的成功表明我们可以出人头地，也有能力做出很好的学问”。丘成桐早已立下“做出不朽学问”的理想，而这一消息让他信心倍增。
后来丘成桐的工作涉及杨振宁的规范场理论，对杨振宁的敬佩更甚。丘成桐对《中国科学报》说，规范场理论不只在物理上，也在数学上做出了非常基础且重要的工作，影响了之后数十年乃至百年的数学物理发展。
而在当时，对多数中国学子而言，杨李二人更像是遥远的巨人。他们真正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杨振宁，是在美国长岛北岸一个叫作石溪的小镇。196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在石溪建新校区。经过再三考虑，杨振宁离开了普林斯顿，打算为建造这所新的大学出力，他说，这会影响许多年轻人的未来。
石溪镇上有一家中餐馆，后来谷超豪、陈佳洱、葛墨林、闫沐霖、孙昌璞、薛康、苏刚等一众从中国到石溪访问的学者都曾去吃过饭，而请客的总是杨振宁。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杨振宁积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国内学者开辟国际交流访问的途径。“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骨子里面还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但正如杨先生对我们说的，美国人崇尚强者。”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曾在口述回忆中说道，“在石溪，没有人敢直白地说中国不好，因为有杨先生在。”
杨振宁就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竭尽全力照拂着前来求学交流的学生和晚辈，对他们的请求几乎有求必应。哪怕对方并未开口，只要他认为“有潜力”，就会主动帮忙联系机会、提供资源。
葛墨林在《我知道的杨振宁》一书中写道：“石溪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经常会邀请各领域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来做讲座，杨先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积极参与，与邀请来的学者进行讨论，平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去找他讨论。在我印象里，只要提前预约，杨先生都会准时在办公室等候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感兴趣的领域不太一样，但我们发现很多问题杨先生之前都考虑过，也做过计算，所以经常是我们正讨论着某个问题，杨先生突然就打开抽屉，拿出一摞他之前算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草稿，让我们去复印做参考。杨先生的柜子里分层存放着他研究过的各种问题的资料，在我们眼里，那简直就是百宝箱。”
20世纪80年代，杨振宁在美国华人圈和中国香港地区募集经费，创立了中美教育交流基金会（CEEC），专门用于资助中国学者去美国开展访问研究。据统计，一共有80多位中国学者在该基金的资助下到美国访问研究，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著名数学家王元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基金不仅资助了物理学学者，还支持数学、化学、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这些受资助者中的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内学术界各领域的领军人物。
一个物理学家为什么对经济如此感兴趣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金融学家陈平与杨振宁的第一次见面也是在石溪。他们是通过杨振宁的助手聂华桐相识的。
1981年，陈平师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教授普里戈金，开始研究非平衡物理学、非线性动力学及其在复杂系统（包括生命、社会和经济系统）中的应用。普里戈金是197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非平衡态统计物理与耗散结构理论的奠基人。
许多人都觉得普里戈金的研究很深奥、很难懂，而在与陈平的几次对谈中，杨振宁主动聊起普里戈金作的理论贡献，谈到其中的思想跟中国老庄哲学之间的渊源，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才知道，杨先生的知识背景真的非常宽广。”
杨振宁很好奇陈平跟着普里戈金做什么，陈平回答是经济学。“那时候我正在做经济混沌理论研究，很前沿，知道的人也很少，我遇到的物理学家基本听不懂。”陈平向杨振宁解释经济混沌理论模型及其潜在用处。“杨先生听到我说把物理理论用到经济学上，非常感兴趣，也很支持我继续做下去。”
“但杨先生真正关心的是，中国正在改革开放，国内的经济到底怎么样，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平告诉《中国科学报》，杨振宁特别善于提问，他总是不断地问，且问得很深。
陈平坦言：“跟杨先生讨论经济话题时，和跟文科出身的经济学家讨论的东西根本不一样。他不是泛泛而谈，而是结合历史和数据，有逻辑、有理有据地谈经济。”
杨振宁好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记得，杨振宁还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物理学总是看起来很复杂，而一旦了解清楚，就会变得很简单；经济问题却是越讨论越觉得太麻烦、太复杂了。”
杨振宁对经济问题的关切，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昌璞也有同感。有一次杨振宁和孙昌璞在中餐馆边吃边聊，足足谈了3个小时，主要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杨先生对当时国内的发展形势有很多独到、深远的见解。”
“他说，中国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发展，保持一二十年，中国会很厉害；他还说，人民币快速贬值是一件好事，这将大大扩大中国的出口。但5~10年后，可能冲击美国市场，到时贸易逆差会迫使人民币升值。杨先生还认为，初期只有一些低端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一旦有一天中国的高端产品占据美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竞争和争端必将发生，中国和中国人都要有思想准备。”
孙昌璞在和家人的书信中记录下了杨振宁30多年前这些长远的洞见，简直就像他当时预言物理学发展新方向（如冷原子、量子纠缠和量子开系统）一样准确。
“我认为杨先生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这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画像。”陈平强调，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是细分领域的专家，而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有一个鲜明特点是“以天下为己任”，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成功就是要经世致用。
“在我与杨先生有限的对谈中，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之到位、关切之深，超乎常人想象。他是科学家中少有的懂政治且敢说话的人。”
把为国出力的情怀化作务实、周到的关照
10月18日上午，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建所40周年发展论坛——校友专场在南开大学举行。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授葛墨林在致辞中，回顾了陈省身建立南开数学所、邀请杨振宁在数学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历程，并多次表达了对两位“大先生”的感恩之情。
遗憾的是，就在他面对南开师生讲述那段充满深情厚谊的故事时，作为主人公之一的杨振宁永远地离开了。这也使得葛墨林的发言变得格外珍贵。
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是在杨振宁的直接领导下成立的，成立之初就确立了“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的发展方针，成立后不仅邀请世界一流学者到研究室交流、短期任教，还组织了很多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
葛墨林提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那是在1992年举办的“理论物理中的群论方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是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有250余位国际学者出席。杨振宁事事亲力亲为，他除了为这次会议确定议题，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参会，还让自己的秘书早早参与会议筹备，为会议捐赠了计算机、打印机和供茶歇时使用的咖啡机。杨振宁甚至细致地想到了会场窗帘，专门提醒注意窗帘的遮光度，以保证会场有适宜的光线。他还要求统一外国专家和国内专家的餐食补助，自己筹钱补贴差额。会议经费按照面值分成好几沓，其中还有20美元的小额面值，因为他担心国内换美元不方便，小额面值便于使用。
如果不是葛墨林的回忆，在场的人实在很难将安排咖啡机、调整窗帘、换零钞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与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系起来。但对杨振宁而言，为国出力的情怀有时就体现在这样务实、周到、细致入微的关照中。当然，他做的远不止这些。
“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个带头回国探亲访问，后来在美国到处演讲、告知新中国的现状，这很了不起。”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告诉《中国科学报》，“杨先生做好了护照被扣留的准备，可以说他冒着极大的风险选择回国访问。当时国外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身体力行告诉更多人，中国并不危险，掀起了大批华裔学者访华的热潮。”
“杨先生正式回国之后，更是用尽一切力量为中国科学技术谋发展。他在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目的之一就是吸引国际顶尖人才归国和交流。”粒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说。
“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密码学家王小云。尽管王小云并非研究物理方向的，但杨先生意识到，密码学的发展对国家有重要意义，因此也不遗余力邀请她加盟。还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林家翘，继杨先生回国后，也在清华定居执教，带出了许多学生。”何祚庥表示。
2023年，杨振宁受邀担任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组建的“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支持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以他的学术声望与人格感召，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相关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世界顶尖人才。
在重视人才培养方面，陈和生对杨振宁也是心怀感激。他举例说，中国散裂中子源建在广东东莞，建设初期，杨振宁积极为散裂中子源引进人才。由于他本人还是东莞理工学院荣誉校长，为此他建议东莞理工学院积极参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并利用中国散裂中子源开展科学研究。2019年，为推动香港城市大学在东莞建立分校，陈和生请杨振宁出面协调，最终促成此事。2024年9月，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正式对外招生，这对东莞和香港城市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杨先生的taste（品味）很好”
丘成桐与杨振宁第一次见面是在1972年，当时丘成桐开车载着老师陈省身前往杨振宁位于美国纽约的家中。其间，他们谈论了许多科学话题，有共鸣，也有争论。
很久以后，已经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菲尔兹奖得主的丘成桐与杨振宁在“中国是否应建造大型对撞机”问题上意见相左，公开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丘成桐告诉《中国科学报》，尽管如此，杨振宁依然是他最尊敬的科学家。“学问没有争议，就永远不会有进步。”不过，从来没有争议的是，“杨先生的taste（品味）很好”。
熟悉杨振宁的人都知道，他平生很看重科学研究的“taste”。在孙昌璞看来，科学品味指的是科学家在科学探索中形成的对科学问题的直觉性判断和审美能力。
1982年，杨振宁发表了第一篇重要的讨论美与物理学的文章。他说：“科学中存在着美，所有的科学家都有这种感受。”他还用几个关键词概括理论物理学之美，“和谐、优雅、一致、简单、整齐等都与科学中的美，特别是与理论物理中的美有关”。
科学具有美感，是顶尖科学家们的共识。丘成桐表示，美是基础科学的特有品质之一。“大自然最基本的结构就是简洁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总能用很简单的语言表达自然界的规律，也能描述复杂的问题，这非常美。比如，牛顿力学，仅用三大定律，就能解释几乎所有的力学现象。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总能用简短的词句描述复杂的情感。”
丘成桐进一步解释，美是由真理交流碰撞而产生的经验。我们了解大自然和真理，需要运用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认知，去理解所看到的真理，并不断积累学问与经验，尽管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错误。
这种经验浸润出直觉，帮助创造出新的学问。这与杨振宁“以美启真”的追求殊途同归。
“这种追求看似无形，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家对研究课题的选择、对理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和处理。那些拥有良好品味的科学家能在快速发展的前沿领域找到具有潜力的研究方向，敏锐地捕捉到关键的科学问题，并采用最适合的方法解决问题。”孙昌璞强调。
杨振宁终其一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然的智慧，探索自然之序和科学之美。如今，先生已逝，但他留下的星光仍将照亮年轻科学人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