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当地时间10月1日零时，美国联邦政府时隔近七年再度陷入“停摆”。数十万联邦雇员将被迫无薪休假或停职，国家公园与博物馆或闭门谢客，部分公共服务或暂停、延迟……这并非偶然的政治意外，而是美国政治制度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
表面上看，此次“停摆”的直接导火索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在医保福利等问题上的分歧，正是两党在关键社会支出项目上互不相让，最终导致临时拨款法案难产。然而将这场危机仅仅归咎于单一政策分歧，无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联邦政府的周期性“停摆”，深刻揭示了美国当下从权力分立走向权力对立，从程序正义异化为程序瘫痪的治理困境。当党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当“否决政治”成为常态，当制度设计的制衡演变为制约，政府“停摆”便从例外变成了“新常态”。
无论是2013年因“奥巴马医改”引发的16天僵局，还是2018年底至2019年初因美墨边境墙资金问题导致的史上最长35天“停摆”，其核心逻辑都是一方试图利用政府关门的巨大社会经济代价，来胁迫另一方在彼此关切的议题上作出让步。立法与行政部门不再将彼此视为共谋国是的治理伙伴，而是视为必须压制和否决的政治对手。预算审批，这一本应是检验政府治理能力的常规程序，彻底沦为党派斗争最激烈的角斗场。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否决政治”概念，精准诊断了这一困境。美国政治体系中过多的“否决点”，叠加日益严重的意识形态鸿沟，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急剧上升，最终造成政治瘫痪。其结果是，政治的首要目标不再是“我们该如何做得更好”，而是“如何确保对方一事无成”。在当前党争激化的政治环境下，妥协被视为背叛原则，强硬则被赞为对选民的忠诚。政府“停摆”，正是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最直观、最具破坏性的体现。
政府“停摆”的常态化，其代价是沉重且多维度的。临时拨款法案本是应急之策，如今却成了家常便饭，政府长期在“续命”状态下踉跄前行，根本无法进行任何有远见的长期规划和战略投资。此外，它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成本。每一次“停摆”都直接冲击经济。2019年的那次“停摆”就给美国经济造成了约110亿美元损失。联邦雇员收入中断，冲击消费市场；关键经济数据延迟发布，干扰市场预期；公共服务暂停，直接损害民生福祉……这种“自残式”的政治斗争，最终由全体国民买单。
美国政府再度“停摆”，放在更广的维度审视，是其深层社会撕裂在政治上的投射。过去数十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激化的种族矛盾以及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共同撕裂了社会共识的基础，也为两党走向极端对抗提供了土壤。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停摆’传递出美国政府功能失调的不安信号，而这种信号可能成为新常态。”可以说，这句话精准地捕捉了美国当前的政治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