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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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困：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美] 史蒂文·哈恩著，袁野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6月版，544页，98.00元
读美国历史学家史蒂文·哈恩（Steven Hahn）的《自由之困：非自由主义如何塑造美国历史》（Illiberal America: A History，2024；袁野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7月），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指向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局势与发展动向，但是在阅读中不断被引领着思考的则是发生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历史真相。可以说，该书为观察和思考美国当代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视角，同时也帮助读者从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复杂纠缠中更深刻地认识了非自由主义政治所带来危害的严重性。
作者首先指出，长久以来人们在各种意义上把美国与自由主义“挂钩”，特别是在权利和政治方面，“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自我标榜其政治制度与发展进程的核心历史叙事。虽然都知道美国人对“自由主义”也有各种不同的立场，正如作者所说的：有人为之欢呼，也有人探究自由主义的承诺为何失败，还有一些人视自由主义为一堆混乱思想和冲动行为的大杂烩，同样可能滑向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排他主义，正如它能导向个人主义、平等和包容等理念一样。然而，无论对于自由主义是褒是贬，“批评者和捍卫者都普遍认为，自由主义以及通常所说的自由传统，是美国社会、文化、政治与历史的核心”（导论，4页）。这是作者在该书中始终要挑战和解构的历史叙事。
值得留意、但容易被读者忽略的是，在谈到这里的时候，哈恩在注释中谈到“关于一些质疑自由传统或从根本上使其复杂化的重要例外”，也就是在“普遍认为”之外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他列举了几本书：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的《公民理想：美国历史上公民身份的冲突愿景》（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History，New Haven，1997）、阿齐兹·拉纳（Aziz Rana）《美国自由的双重面貌》（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Cambridge， MA，2010）和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的《自由与强制：从建国到现在的美国政府悖论》（Liberty and Coercion:The Paradox of American Government from the Founding to the Present，Princeton， 2015），其中特别指出“罗杰斯·史密斯谈到了‘美国的多重传统观’，并清楚地认识到其中存在着不平等或非自由的传统”（见“注释”，445页）。但是哈恩没有再具体介绍和阐释罗杰斯·史密斯以及其他两位学者的观点。从网上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史密斯的《公民理想：美国历史上公民身份的冲突愿景》有两个核心叙事：一是美国的公民身份并非真的是由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所定义的，而是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还包括白人至上、盎格鲁-撒克逊至上、新教至上以及男性至上等多种传统的产物，其中的基本冲突推动了美国的政治发展和公民身份的塑造。二是开创性地论述和解释了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传统并非一直是边缘现象，而是在美国政治和经济生活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史密斯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美国正处于对上一代平等公民改革的反动时期，本土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信仰重新获得影响力；因此自由民主的倡导者应及时调整对美国公民身份的看法，以更有效地应对这些变化发展。（https://www.amazon.com/Civic-Ideals-Conflicting-Citizenship-Institution/dp/0300078773）
另外，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肯尼斯·W.马克（Kenneth W. Mack）在讨论从立国之初直到今天的美国的种族与法律问题的时候，推荐了几本他认为是最佳的著作，第一部也是罗杰斯·史密斯的《公民理想：美国历史上公民身份的冲突愿景》。他认为罗杰斯·史密斯提出了从建国之前起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就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平等社会的理想，当相对平等的公民权利被剥夺时，是例外而非常态；这种对美国的看法植根于《独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等建国言辞之中；另一种对立的观点认为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是公民不平等，国家提供的是“指定公民身份”，这意味着权利、权力和特权的获得取决于种族、性别、族裔和宗教。史密斯认为这两种观念和倾向都深深植根于美国法律历史之中，该书的主要目标是展示这些相互对立的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说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在法律中体现出来。因此不能在不承认另一种倾向的情况下，把美国法律简单地归类为其中之一。但是马克认为史密斯只是展示了法律与社会态度的一致性，并没有真正对因果关系问题提供明确答案。（https://fivebooks.com/book/civic-ideals-by-rogers-m-smith/）
再看看哈恩提到的另外两部著作。阿齐兹·拉纳的《美国自由的双重面貌》有中译本，书名是《美国自由的两面性》（王传兴、赵丽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该书从定居者和殖民者的双重视角重新诠释了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美国政治传统，揭示了“我们对自由的叙述，可能恰好出现在奴隶制和对原住民进行剥夺的背景中。这些背景是与自由形成对照的生动体现：奴役和束缚”（目录）。在以自由为理想根基的背后仍然存在奴役，在今天的美国，自由被经济利益和国家权力所吞噬，成为名存实亡的政治口号。这就是美国自由的两面性。加里·格斯特尔的《自由与强制：从建国到现在的美国政府悖论》的主要研究视角是联邦与州权之间的冲突如何塑造了美国历史，揭示了美国政治治理的“自由与强制”悖论：一方面，美国人不希望“庞大政府”干预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却一再寻求政府的帮助，将自己对婚姻、堕胎、宗教和教育的看法强加给邻居。这种关于公共权力角色的矛盾立场使政策制定陷入瘫痪，并引发了关于政府合法权限的激烈争论。这种悖论以及所造成的危机的根源就在于制宪者在宪法中刻写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理论。剑桥大学政治学者大卫·伦西曼（DavidRunciman）认为该书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双重冲动的复杂历史，追踪了这一矛盾在不同层面的表现——从各州到联邦政府，从私人道德到公共政策——以揭示当下根深蒂固的冲突。（https://www.amazon.com/Liberty-Coercion-American-Government-Founding/dp/0691162948）
读完哈恩这部著作之后，可以说他是在罗杰斯·史密斯等人的研究与观点的基础上把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作为更为明确的观念对象，更为全面、系统同时也更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套塑造美国政治传统的真实力量与复杂语境的历史叙事。作者的目的很明确，“本书旨在引导读者暂时放下对美国悠久而深厚的自由传统的既有认知，转而认识到，在我们所称的自由主义出现之前，非自由主义思潮即已横跨大西洋并深深根植于此。进而，本书鼓励读者将自由主义看作数个竞相定义美国社会的潮流之一，且常常与非自由主义思潮纠缠不清，难以自拔，从而更好、更深入地理解，美国并非最近才背离了长久确立且根深蒂固的‘规范’：美国当今对激进非自由主义运动兴起的反思，其实有着深远且不断延伸的历史根基”（4-5页）。
以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概念作为统摄美国政治传统乃至历史叙事的核心视角，这是哈恩这部著作的重要贡献。哈恩指出“非自由”（illiberal ）与“非自由主义”（ illiberalism）这两个术语是直至近时才逐渐为人所认识与提及，它们被视为对“自由主义规范”或“自由民主规范”的挑战与背离：“它们鼓吹以民族为中心的动员和治理计划、依宗教划界的归属范畴、过度男性化的性别关系与性取向、暴力夺取与巩固权力的手段，以及用镇压来回应异议者。”（4页）听起来这些都是负面的观念和行为，但是作者却告诉我们，“明确的‘非自由民主’概念已经赢得了许多右翼政治领导人和思想家的推崇，尤其是在美国，这一概念被视为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多元文化世界中指引末来方向的明灯。”（同上）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需要掩饰的，灯塔还在，只是光明正大地换上了“非自由民主”的频道。在这个灯塔的光谱中明确宣示的是对现代自由主义尤其是它所倡导的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反弹和摒弃，推崇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尤其是性别、种族与国籍），强调文化同质性，并倾向于接受以多数决定的方式行使权力；歌颂国家及其特定的国民群体，歌颂基督教和西方“文明”，歌颂“社区”及其守护者，歌颂严格管控的领土边界。它反对全球化的精英阶层及其追随者，抵制全球化经济体系，排斥超国家的政治机构（如联合国、国际法院、欧盟），抗拒超越国家或社区范畴的人权概念，对挑战异性恋主流地位的势力毫不包容。（6页）
从这些观念中可以看到，所谓的“非自由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观念上“反对自由主义”——虽然作者也指出了“非自由主义还与所谓的“反自由主义”（anti-liberalism）相交织，后者是对自由社会及其主张的有意识攻击和否定”（12-13页），也不是大张旗鼓地明确鼓吹专制、独裁，而是一种萌发、穿行于各种复杂历史语境中的宽泛的政治与文化思潮，是一直以来在美国历史中与社会关系、政治权威、文化等级制度、宗教信仰以及家庭构建等议题密切关联的一系列社会实践行为。“起初，它们与封建和现代早期的事业及情感紧密相连，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以不断变化的形式，对这个国家的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规定了合法的权力类型，构想了地方和国家的命运，应对现代性的挑战，驾驭日益复杂的世界。从这些方面来看，非自由主义可以构成一个强大的历史理解框架，它并非处于不断演变的美国社会的边缘，不是偶尔浮现的暗线，也不是对颠覆性变革的偏执和保守的反应，而是政治和文化力量的中心领域。”（6-7页）因此，哈恩始终强调“非自由主义”只有被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彰显出其真正的含义。其中有许多含义看上去并不必然是负面的价值观念，例如提倡社会秩序的“有机整体性”观念，或者提出通过准民主方式组织起来实现自治的诉求的基石；在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运动中反对国家，但是在右翼民粹主义中又可能被包装为作为国家本身新举措的法团主义；有时会准军事主义强化社会和政治压迫，有时又被普通百姓视为寻求保护的手段。总之，“非自由主义应被视为不断关系和实践的复杂组合，当它与自由主义对主义对立或与之错综交织时，就会变得更加复杂”（7-8页）。
但是作者也没有忽视在概念的政治光谱中概括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读者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语境。“在最为理想化的描述中，自由主义构想了一种基于承载权利的个体、广泛的公民包容性、具有高度代表性的治理机构、法治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采用民主（主要为选举）的代表方法的政治秩序，并通过一系列民事和政治手段（如法院、法规、组织和协会）来调节权力。”（8页）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由主义绝非构成美国历史叙事的唯一核心观念，也无论今天人们如何悲观地看待美国政坛上的乱象与不堪，关于自由主义在美国的这些理想化描述仍然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从政治思想史的意义上说，“灯塔之光”并没有熄灭。哈恩提醒读者，这些理想化的描述并不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毋庸置疑，《独立宣言》中镌刻的普遍权利原则，美国宪法中对共和主义的承诺，反对奴隶制和奴役的斗争，数十年来民众为扩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进行的奋斗，以及消除贫困和种族主义的运动，都是美国政治传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运动中蕴含了各式各样的共和主义、生产者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当然还有自由主义。”（12页）因此，“尽管自由传统面临着诸多尖锐的批评和反对，它仍然在公众意识中顽强存续，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代”（9页）。
至于非自由主义社会和政权，虽然也有多种类型，但通常也有一些共同的重要特征。比如，人们能够拥有什么权利要由统治者来界定或加以限制，或者基于种族、民族、宗教和性别的群体来体现；公民和政治地位往往带有社会和文化上的排他性；统治方式可能有民主、独裁、威权主义等，既有可能广泛民众动员，也可能伴随着广泛的政治镇压，或两者兼而有之；权力往往体现为个人意志的直接行使，而且通常会在公众面前公开展示并仪式化；司法或监管的调节作用即使有的话也是较小的，而且通常仅作用于特定的群体；承认并鼓励以最赤裸裸、最咄咄逼人的方式行使权力，为了夺取政权，暴力被视为合法和必需的手段……（8-9页）所有这些特征都不难在二十世纪历史上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中发现其真实的实践行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这些特征的真实含义及其政治光谱则未必都是清楚了解的。
与自由主义、非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保守主义和左翼、右翼等概念。哈恩说他始终将非自由主义与不同时期的政治右翼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非自由主义并非右翼独有的标签，左翼同样可能接纳或体现其对于权利、规则与等级的理解。这在左翼政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政权有逐渐演变为威权主义的风险，并形成与党派身份和政治忠诚挂钩的受限权利观”（9页）。因此对于不同语境中的读者来说，更是需要打破各种思维定势、走出概念陷阱。
但是，哈恩并没有把这部著作写成一部非自由主义思想史，而是以非自由主义思潮为主要视角的波澜壮阔的美国社会史。根据作者自己的概述，本书的叙事从十七世纪北美大陆定居者的殖民主义蓝图与进程、殖民地开拓者与殖民地定居者的愿景以及殖民者着手建立的社会形态开始，从社会历史叙事中质疑自由主义在任何重要方面是否在早期就已经真正存在。然后在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美国革命和宪法制定过程中，考察非自由主义思潮如何塑造了许多定居殖民者的态度，并在反联邦主义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时特别关注了广泛存在的反天主教情绪、君主制和等级政治权威的持续吸引力等问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是杰克逊的民主时代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所描述的时代，作者着重探讨的是当时针对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天主教徒、摩门教徒以及政治异见者（特别是废奴主义者）的大规模驱逐行动，表明正在诞生的民主就其主要特征而言是一种非自由和排他的民主。在其后的美国内战和奴隶解放进程中，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中的“例外条款”揭示了非自由的脉络如何紧紧缠绕在废奴主义者及其反奴隶制盟友的自由主义冲动之上。进入二十世纪，作者把通常所说的进步主义时代（1900-1920）视为非自由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时期：社会工程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自上而下的治理观念，它与美国内外激进的种族主义相结合，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后来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系列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基层动员，对三十年代及之后数十年产生深远影响。然后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重新审视，揭示了激进右翼政治在种族融合、女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运动背景下的重生。接着探讨了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崛起而生的非自由政治，特别是带有种族歧视的政策如何被用来打击毒品、犯罪和处理福利问题，以及在高科技和互联网领域呈现出高度剥削性并对个人权利进行剥夺的情况。最后以一场探讨种族战争和“大替代”理论如何催生了白人民族主义和准军事化的右翼势力的讨论作为收尾，因为今天所面对的是“美国即将发生的人口结构变化，欧美经济长期的去工业化，以及共和党甘愿成为激进右翼通往权力之路的制度工具”（11页）。
作者强调说，在所有这些内容中所提供的并非一部思想史，而更像是一部思想的社会史，用以审视非自由的实践和倾向是如何在民间萌芽成形，又是如何在新的社会史环境下被继承与重塑的。作者的确以极为丰富、翔实的历史叙事证实了在美国历史长河中，为争夺权力而展开的各种思想与愿景的范围有多么广阔，内涵有多么复杂和深远，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即便极为重要，也只是众多思想中的一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我认为哈恩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所挖掘的那些复杂而尖锐的问题意识、对历史事实与相关文献的精心筛选和运用、对宏观历史与微观叙事之间的把握和对叙事模式与研究主旨之间关系的推敲（最后这一点也得益于该书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的史蒂夫·福尔曼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
哈恩写作这部著作的具体语境同样值得关注。他自述说本书的构想最初成形于2016年至2017年，当时他和历史学研究的同事们“共同经历了2016年大选带来的特殊创伤”，当然就是指特朗普的上台。因此他在谈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文章中谈到“非自由民主”崛起的危险之后就说：“到了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不久，扎卡里亚便开始担忧‘我们可能正在目睹美国非自由民主的兴起’。特朗普四年的总统任期和他为继续掌权而进行的暴力斗争，无疑加剧了扎卡里亚的忧虑。”（17页）由于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2020至2021学年期间完成初稿的，书中引述的文献和舆情数据则截至该书出版前的2023年，因此特朗普大选、第一任期的施政言行也是作者考察非自由主义的最新动向的重要依据，他对特朗普现象的分析和抨击充满洞见和预见性，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的表现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后，有两位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就想到了“我们的民主是否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哈恩说：“现在的答案无疑是响亮而令人沮丧的：‘是的’！”（18页）那么在今天，那答案就更不用说了。在特朗普第一次当选的余波中，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曾召集一批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来探讨威权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它会在这里发生吗”的问题时，当时大多数与会者都认为尽管存在可能性，但由于美国的自由民主传统深厚且坚韧，因此“它”发生的概率并不高（20页）。那么在今天，当年的大多数与会者还会这样认为吗？
哈恩指出，特朗普复活了重建时代的种族主义论调，警告来自南方的“非法移民”将“入侵”美国，对高举火炬的新纳粹分子表示同情，让白人至上主义团体“骄傲男孩”随时待命，最后声称他的总统之位因选举舞弊而被偷走。他通过这些言行不仅强化了人们对国家爆发种族战争的恐惧，还召唤其支持者在多个层面上进行反击（389页）。而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则是意味着黑人再也无法当选总统、有色人种不敢要求平等权利、女权主义者尚未与性别排斥和不平等做斗争、不会出现日益增长的宗教多样性、亚非拉移民没有威胁白人的地位的时代，他们所珍视的传统绝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强调州权、社区控制、父权家庭、粗犷的个人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以及某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45页）。
但是，哈恩还特别指出，“特朗普当选总统之路，以及他所激发并加以利用的右翼非自由主义势力的崛起，并非对‘自由民主规范’的突然背离，也不是最近才被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狂怒所开辟的道路。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由主流政治及全球经济和生态系统的深刻变革共同铺设了足足3/4个世纪。”（417页）铺砌这条道路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某些公共政策被视为威胁社区自治，乔治·华莱士对种族与地方权利话语的重塑，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争取权益的斗争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美国经济的衰弱和曾经繁荣地区的去工业化，里根和克林顿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及其所造成的巨大经济不平等，打击犯罪和毒品的“战争”及国内警察的军事化，全球各地的新移民模式，欧美地区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空心化，全球经济增速的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有就是左翼和中左翼政党向中间靠拢并逐渐接受由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塑造的世界——所有这些都为特朗普的上台和右翼非自由主义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了解了所有这些在历史上不断积累的因素之后，我们也许就不会仅仅把特朗普的出现看作是偶然的乱象，对于美国读者来说肯定会看得更为清楚。
在不同的阅读接受语境中，这部揭示美国非自由主义的历史真相的著作无疑会带来不同的反响，而且在这些反响中往往更能反映出阅读者语境的政治光谱、立场和舆情表述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作者或许也预计到有些读者会因为神话的破灭而感到困惑、沮丧，但未必会想到竟然也有人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不过即便对于后者来说，对于“灯塔”的熄灭也难以大张旗鼓地宣扬，因为在作者所讲述的所有故事中，自由主义的理想和政治传统始终存在，即便在现实中遭遇失败的时候也更加鲜明地凸显出与非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如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假如混淆了新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经济政策与社会基本制度层面的区别，结果就会以批判新自由主义而行粉饰与固化某种社会制度之实。这也是哈恩在论述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特别小心的地方。
说到底，作者拨开历史迷雾，让读者看清楚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对立与纠缠，是为了帮助人们在当前的危局中重新思考自由主义的重要意义，从而迎接更艰难的挑战。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所遭遇的挫折就如哈恩所讲的，“让我们记住了美国历史上最能体现民主与权利潮流的珍贵瞬间，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瞬间通常并非由开国元勋或其精英继承者所造就，而是由身处各种不同环境的普通民众所缔造，他们有能力重新塑造自身的历史。这一故事同样提醒我们，这些瞬间是多么脆弱，挑战当权者又意味着怎样的风险和代价。”（438页）在全书的最后他说：“历史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曾经拥有、并可以为之奋斗的东西。同样，它也揭示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439页）
